國防部長顧立雄上任後提出的七項新政，廣受各界討論與回應，評價正反皆有，作為新官上任的投石問路，或許這不過是台灣版「軍事事務革新」的起手式。面對近年來美國對台灣提升自我防衛的訴求，以及現實上來自北京更為嚴峻地生存壓力，嚴肅的回應自身境遇與美方的訴求，正視軍事事務的挑戰是國家生存的本質課題。顧部長若能發揮其法學涵養，以實證主義作為軍事事務革新的心法，將能逐漸却除台灣的軍事與防務領域的形式主義幽靈。

北京屢次施壓我文人新首長

正當各界探討刺槍術與踢正步存廢，模糊七項國防新政的本質之際，北京並未放過人心浮動的機遇，僅以下三件近期事件，便毫不掩飾的展顯結合輿論的灰色地帶衝突，意圖使國防部同時面對內外壓力，這與當年國安局長陳明通履新面臨的境遇頗有雷同之處。

6月9日，淡水河出現前解放軍人員駕駛小艇潛入，正與「聯合利劍-2024A」無人機逼近淡水河口的路徑相符。6月10日，解放軍以福建的科技公司為中介，仿效朝鮮半島的宣傳熱氣球以無人機在外島發放傳單。6月13日，解放軍無人機意圖刺探佳山基地，距離花蓮外海僅39海浬。以上三項危害台灣安全的事件，難以憑藉刺槍術和踢正步作為反制手段，其他各種灰色地帶衝突的應對同樣也不是形式主義的能夠應對，只有熟知資通訊科技的新應用的現代化軍人，才能有足夠的知識與本職學能反應。

西方國家早已有文人甚至女性領導防務

或有意見認為，軍事和國防背景是擔任國防部長的條件之一，卻忽略文人領軍是民主國家的常態，西方國家近年也有出身文人的女性出任國防部長，並且主導國防政策的推動。以法國為例，前任國防部長帕利（Florence Parly）是財政專業出身，作為傑出的女性政治家更成功推動「2019-2025年軍事規劃法」，提高法國的國防預算比例。現任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Gertrud von der Leyen）也曾擔任過五年多的德國國防部長，而且是首任國防部部長，其專業雖然是醫學與經濟學，卻也大膽啟動德國的軍事事務革新。

現任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曾擔任五年多德國國防部長，其專業雖然是醫學與經濟學，卻也大膽啟動德國的軍事事務革新。（美聯社）

却除形式主義需要引進法實證主義

法學學門與律師養成看似與國防事務沒有直接關係，但是早在羅馬共和時期，所有的執政官都得接受法學訓練，而法學訓練的基礎來自於博雅教育（Artes liberals）的道德成就，也就是美德（Virtus）的培養。雖然不同於現代法學素養，但是法學人才作的養成出任國防部長，特別是法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的嚴密邏輯，亦能有助於將國防事務導向實事求是的方向，却除不合現實的形式主義。

法實證主義源自於經驗主義，本體論和知識論皆相異於與形上學，較不重視法律條文以外的社會、文化、價值等因素，強調法律的規範。早期的主要學者哈特（ Herbert Lionel Adolphus Hart ）在《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提出，法律是人類制定的規則，法律與道德之間沒有內在或必然的聯繫。拉茲（Joseph Raz）為代表的「排他的法實證主義」（hard legal positivism）更進一認為，法律與道德在概念上截然不同，法律的有效性永遠不能取決於道德。

軍事事務革新需要建立基於實證的規範

考察歐陸法系的法實證主義學說，同樣為猶太裔學者的凱爾森（Hans Kelsen）提出純粹法學理論，他指出法律作為「基本規範」（Grundnorm），是與事實及道德相分的第三領域，規範與事實不同，規範不是關於存在什麼，而是關於應該做什麼或不做什麼，基本規範即為實現公平正義。維也納學派的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以邏輯實證論為基礎，否定超越可觀察事件的現實的形上學猜想，建立基於經驗事實的基本規範，也才能却除特定形式主義的幽靈。

由於法實證主義的方法論並不關注形上學，包括符號學和詮釋學所建構的精神戰力都不在其範疇，基於公平正義的規範遠比特定的精神來的重要。基於法實證主義，軍事事務應當依循的是經由可實證所承認的規則，美國作為台灣最重要安全夥伴，也是當今軍事事務革新處於領先地位者，如何在美台之間承認的規範推動軍事事務，進而將美國累積的軍事經驗化為台灣的規則，正是法哲學素養所能發揮之處。

美國內戰（Civil War）時任總統的林肯，也是以律師的經歷與背景作為合眾國軍的統帥，指揮格蘭特（Ulysses S. Grant）等諸多名將擊敗聯盟國（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顧部長在上任之初同樣以法學涵養，逐一點破軍方便宜行事，缺乏法學素養的問題，在台灣生存的現實壓力分秒必爭，建立新規則以因應現實境遇已刻不容緩。

法學專業亦能提升美台溝通防衛圖像

軍政軍令一元化是民主國家的常態，回歸戰訓本務避免出公差務農也符合軍隊的本質，也才能讓納稅人的每一分稅金能按照預算完成。公共工程尚且不能違背契約內容，作為國之大事的軍事事務又豈能違背與民眾之間的契約精神，特定的形式主義精神更不能以軍魂之名，欺凌民主化後的公民精神。

外界對於「疑美論」的發酵，以及是否能走出台灣軍事事務的後西方困境，也考驗著顧部長能否靠法學素養逐一與美國依法論法，要求美國依據《台灣保證法》（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20）和《台灣政策法》（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溝通合理的軍購清單，對等的建立合法也合乎實證精神的台海防衛圖像。

※作者為東協經貿發展協會研究員、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