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吐出「我比你大」這幾個字的時候,他的意思是他的階級地位比你高,他有此地位可以支配你,你不聽話或反抗就是違反了道德倫理,其罪可罰,其心當誅。(攝影:陳愷巨)
假日在家死嗑美國漢學家卜正民的巨著〈忽必烈的獵豹〉,邊看邊笑,非常有即視感。這部書用13個故事,描繪了約8世紀以來,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及其內在統治邏輯。對照著現今中國對外關係,以及台灣若干立委老愛用「我比你大」的心態來講話或行事,便覺此書真正戳到了某些核心觀念,至少打破了我們對中華道統一以貫之的迷思,發現了歷朝歷代游牧入侵者,不全然是被漢文化「同化」,他們也「同化」了漢族統治者,甚至將若干觀念深植到文化傳統之中,在最根本的價值觀上,形塑了現在的政治思維。
舉個例來說,「凌遲」這種酷刑,就是把人綁起來,一片一片的削他的肉,讓他痛苦三天才死。這種刑罰據考證應起於唐代,起源應是游牧民族在火堆上烤羊,邊烤就邊用刀子片下來吃了。但此刑罰一直沿用到清末,明代這個號稱漢民族為主的朝代也沒放過,名將袁崇煥便是被以通敵叛國等罪名,公開在北京甘石橋凌遲,圍觀百姓甚至生吞其肉。大陸網友做了一系列影片,題名「崖山之後無中華」,比較宋代與後來中國朝代的法律、制度、經濟、科技、與女性地位,更像是種「華夷之別」。所以,網友才說在崖山海戰陸秀夫負8歲幼主跳海而亡後,所謂的中華文化實已滅亡,接下來的元、明、清,實施的全是游牧民族的那一套,統治者與為他服務的官僚是人,但小民們卻是牲畜,要不怎麼見了官大人要下跪並自稱「奴才」呢?這種情況在民國稍好點,但那是被西方文明影響的表面,骨子裡主宰整個政治與社會系統的,仍然是人與畜,主與奴,上與下,強與弱,大與小,婆與媳,夫與妾…,等等的階級地位分別與支配關係。不但在官場如此,公司亦是如此,老闆就是皇上,甚至在酒桌上也要顯個老大,叫你乾杯就乾杯,不乾杯就是「驕傲」、「不服從」,等下回去鐵定整你。
當一個人吐出「我比你大」這幾個字的時候,不論他是立委、學長、還是長官,他的意思是他的階級地位比你高,他有此地位可以支配你,你不聽話或反抗就是違反了道德倫理,其罪可罰,其心當誅。而上位者由此獲得優越感與成就感。同一套邏輯,也常在同一個人身上,用不同的型式表現於比他大、比他強、比他地位高的人身上,這便是「攀比」。「攀」指的是攀權附貴,「運交華蓋欲何求?」能逮到一條大魚,就是人生飛黃騰達的百年機遇。「比」則是與同儕相比,不論是同學、同鄉、同榜、同事、同期…,我一定要比其他人快一步,擠到高一層的位子,才能超越正常規矩,支配到那些本來與我平級的人,那才叫一個「爽」字。這就像條水蛭,一生都在尋找最白最嫩的大腿,「咬定肥肉不放鬆」,最高等級的水蛭則是咬到皇上的耳垂子那兒,既有血吸,又能在皇上耳邊嚼耳根子,號令天下,莫敢不從。於是這群水蛭,便組成了「恩庇-侍從」體制的主體,一級一級的向下傳遞著不斷被重新演繹的訊號旨意,流動著各種公私利益及需求供給,形成一個封閉性極強的人際關係網絡。
但世間的資源永遠有限,愈向上空位愈少,愈向下則資源愈稀薄,於是這個體系便必須有個邊界。邊界的存在是物理性的,生物性的,自然天生形成的。邊界限制的不是覓食區域或發展空間,而是分配人數,分配人數愈少就分得愈多,所以要有敵我之分,主從之別,高下之辨。就像割韭菜,鐮刀以為自己是分配體制內的一員,其實他只是工具;農夫以為自己比鐮刀高級,應該分得到了吧?其實他只能領點工資。真正的韭菜集貨場與大盤商,或後頭的金主,才是分配體系的一份子。所以,為什麼「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因為想闖入利益分配體系的那一員,或要將其排出分配體系的那一位,才是真正的敵人。大敵當前,索要貢奉,沒關係,損點面子吃點虧,下去割一波韭菜給他就是了,只要不損及分配體系的邊界,都不算「敵我矛盾」。
換句話說,這些階級觀念,其實是被孔夫子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階級意識,包裝起來的游牧民族血腥邊界。孔夫子至少還講個「禮」,禮雖有等級之分,但還存在著一些人的基本平等,誰會跟狗打恭作揖呢?但在游牧體系中,人與畜是兩種不同的群體,人可以是平等的,但對畜牲就不要客氣,奴隸是被當作畜牲的人類,終究是個畜牲。所以動不動放話「打死你」、「餓死你」、「死路一條」、「粉身碎骨」,都是人對畜的語言邏輯,胡蘿蔔與棒子並用也是。而為什麼台灣有些人對此類語言深信不疑,甚至大表認同呢?因為他們也是那群游牧野蠻血統的傳承者,終究這種野蠻邏輯已經統治中華大地800年了,愈高級的人類愈信這一套,他們可能也是在無意識中被教育成這個樣子。
卜正民書中並沒有提到上述這些,而是用故事闡明了所謂「大國」、「統一」的世界觀,其實來自元、清等游牧民族統治者。中國現在對邊界的認知,其實是繼承於清,「一帶一路」的想像,其實源自於蒙古帝國最巨大的時期。中國人對統一的執念,其實來自皇權的教化。「華夷之別」則來自皇朝的不安全感,而且還是外來統治者,對內在叛亂的心魔,所生出來的不安全感。1768年,清乾隆時鬧過一個「叫魂案」,原本只是無知鄉民的迷信,卻在皇上心中形成了陰影,演變成全國抓和尚、道士、乞丐的通天大案,還被漢學家孔飛力寫成一本書,很能說明這種外來統治者先天的不安全感。
但歷代中國人卻患了集體的斯德哥爾摩症,不但認同了外來統治者,還充份吸收、內化了游牧民族的統治邏輯,成為現代中國生活習慣與價值觀的一部份。所以,「華夷之辨」、「內外有別」,演化成了「勾結外國勢力」,甚至刺殺外國遊客,朝向義和團發展。「改革開放」到了老習手裡,逐漸演化成了「朝貢貿易」,「不允許有人吃飯砸鍋」,甚或反朝「國進民退」的計劃經濟「返祖」。「戰狼外交」其實是在模仿18、19世紀歐洲殖民帝國的嘴臉,人家進化了,中國卻返祖了,還把人家丟棄的東西,拿來當作自己的榮耀,王冠上的寶石。被統治者不斷模仿著外來蠻夷統治者的觀念、習慣、與行為模式,夢想著有天自己也可以支配這個世界,把其他國家當作畜牲,結果把自己活成了自己原本最厭惡的那種人,這不是悲劇,什麼叫作悲劇?
回到中國歷史,「統一」不是中國的常態,分裂與統一一直是交替循環的。秦以前的周,約有500多年是春秋戰國,小國割據,周天子僅是共主,孔夫子所濡慕的三皇五帝,部落政治的成份可能更大。新疆、西藏、蒙古、台灣,在清以前皆非中國領土,真要吵起架來恐怕比烏克蘭更有得吵。而中國人對「統一」的迷戀,實來自對游牧民族征伐戰鬥的能力的崇拜,且是種打不過他,就說他老子其實是我兒子,那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其根源還是「我比你大」那種階級式的,對上對大的崇拜。那其實是一種病,一種心虛自卑的病,讓自己可以偷點懶,但面子上過得去。
所以,台灣真想與對岸有所區隔,必須在觀念上重新洗過一輪。認清自己可以做到「小而強」,而不是一路崇拜那個「大而虛」的神話帝國。對內,放下那種官大一級壓死人的階級意識,階級只在工作時有其功能,上了飯桌便讓人倒胃,連上廁所都要派7個警員保護,更成為笑話。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好好耕耘手邊腳邊的一畝三分地,不是比那些虛幻的大國夢想,更貼近現實,也更是我們可以做到的事嗎?
※作者為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