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議員「無禮行為」曾引起美國大眾廣泛注意,因為那尤其實質決定了國會是否存在有利審議的氣氛。(美聯社)
自20世紀70年代,美國人對國家整體政治(機構)的信任度普遍下滑,由人民直接選出的國會,評分卻又明顯殿後。遠的不提,若以近兩年美國國會風評,據2023年10月的蓋洛普調查,「國會信任度」已從前一年的38%大幅降至32%。其中有幾個因素必然導致這一結果:兩黨愈顯分裂,造成國家幾度陷入僵局(包括凍結聯邦預算險讓政府『關門』);議長罷免風波(以哈衝突當下,甚至出現議長空窗期);以及被少數極端派「綁架」。大環境的不協調,讓幾位溫和派議員喟嘆不如歸去,自請辭職或宣布不再連任以遠離是非之地,所在多有。
不過,也有一些原因暫且讓國會持續的紛擾稍得喘息。包括共和黨籍議長強生成功阻止同黨激進派議員格林的「再次罷免」,避免國會又陷入議長選舉的不確定性。同時更因為11月大選在即,兩黨無論是要「助攻」還是「避免影響」總統選情,總之也間接促成幾個僵持的法案通過,從而緩減了國會惡鬥。
縱使美國國會表面上看起來亂糟糟,黨派水火不容,政黨內部還常內鬨,靠著一個基本的狀態,國會或許仍保持了最低限度的體面,即對立再尖銳,至少沒有出現議員間肢體衝突。彼此干擾有之、口角有之、不可理喻有之,卻沒有誰擺明不就法案、預算內容,進行文不對題的嗆聲,或是以咆哮去輾壓僅存的對話空間(和媒體文化多少也有關係),一個愈來愈標榜「硬派政治」的國會,終究不至淪為羅馬競技場(無論文鬥還是武鬥)。
既是民主,就沒有絕對的權力(權威)可以脅迫對手就範,更沒有「誰比誰大」問題,因為沒有「誰比誰大」,任何決行與服從,唯有機制說話。今天之前,美國國會的整個演變史,可以說也是一套民主遊戲規則的進化史,但更重要的是,在這些規則之外,過去也會併行著關於國會文化養成。其中,「無禮行為」曾引起美國大眾廣泛注意,因為那尤其實質決定了國會是否存在有利審議的氣氛。
上個世紀的美國國會也曾出現激烈衝突,眾議院最慣常的畫面就是喧鬧,議員間還曾一言不合就手來腳來,幾乎造成國會殿堂理性話語崩潰。那個年代的美國國會,由於議員出身背景開始多元化,哪怕言語粗俗、舉止無知,也可自居人民代言,國會議員的自我定位尚處十分模糊階段。另一方面,動輒叫囂、辱罵甚至動手的民代風格,還直接鼓勵了「名號崇拜」(今天來講,諸如國會戰將、戰神等等),卻根本無助公共議題討論。所以,早在19世紀中期,便有美國國會議員呼籲「國會議員也要保持紳士風度」。
為什是「也要」?因為在議會裡,議員來自四面八方,彼此經常代表不同利益的捍衛者,如此結構上的不穩定,對任何一個人來說,要保持「君子作風」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進入國會前再有教養,或多麼在乎品格,舉止言行多麼節制,都有可能受環境刺激,逐漸無視踐踏禮儀。從某個角度看,「國會議員紳士化」確實頗違反人性。
但回到國會功能,無論審查法案、監督預算,基於公共利益,終究要仰賴「有利於審議的氣氛」,而這一氣氛之所以存在,關鍵就是所有人都假定議員和議員、政黨和政黨之間的差異,多是建立在價值觀、政黨立場的辯論,而非個人化的華麗演出。至於「國會議員紳士化」,也並非要以所謂文明、禮貌去模糊黨派分歧,而是為了在強烈黨派偏見下,讓民眾仍有機會冷靜看待並推論國會議員的觀點是否正確。同樣的,直到今天,不管時局如何演變,所有當下議會規則的根本基礎,不都是出於對上述事實的認識。
台灣自今年2月選出新國會,迄今四月餘,國會政爭不斷,可供對照的畫面是,怎麼國民黨、民眾黨兩黨總召傅崐萁、黃國昌,愈是以「國會戰將」之姿處處表露其勢如破竹、攻城掠地,這兩黨的政黨支持度卻愈走下坡?和傅、黃的「個人聲量」更呈反向發展?
作為「民主先驅」,美國人很早就理解到國會的運作方式始終影響著所有美國人的生活,不只取決於哪些法律獲得通過,哪些法律被擋下,更在於它們如何形成和修改。今天美國或許正受制於政治極化的困擾,台灣國會亦不遑多讓,尤有甚者,恐怕還得額外思索上個世紀「國會議員紳士化」這道題。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