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他人所施加的暴力，我們尚可能有一絲還手或抵抗的力氣；然而，若今天施加暴力的是國家，我們該拿甚麼，與之抗衡?

6月26日是「國際反酷刑日」，今年，我們也迎來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通過的第四十周年。台灣自詡為人權立國的法治國家，我們理所當然地以為，刑求、虐囚早已走入歷史。然而，近期警察濫權、暴力執法等亂象頻生，不禁使我們反思，「酷刑」，是否只是藏得更深？

今年2月，屏東縣警局發生員警在執法過程中毆打嫌疑人，疑似導致嫌疑人死亡；沒過幾日，又發生武陵派出所的員警，在無具體事證的前提下，集體刑求一名路過派出所的17歲少年。巧合的是，這兩起案件，員警執法過程中，都「剛好」沒有開啟密錄器。

再回顧到近年廣為人知的員警執法過當事件：一位彰化少年只因長相被誤認為逃逸移工，被便衣警察突然抓捕導致受傷縫了17針（2023年7月）；三重警察將民眾誤認通緝犯，毆打、噴灑辣椒水導致民眾多處受傷（2022年9月）；中壢的警察非法盤查一名音樂老師，並對她大外割、上銬（2021年4月）；高雄監獄管理員率雜役虐囚，將受刑人暴打致死（2019年10月）。事實上，警大2020年的研究報告便指出，2015年至2020年的五年間，便有56則關於警察不當執法的新聞，可能符合酷刑及其他不當對待案例。

這反映了兩大問題：

其一，是我國警察體系存有需通盤性檢討的問題，像是警察體系多年來「不合理的績效要求」，常使第一線員警疲於奔命，甚至鋌而走險，以違法方式執法。前述的不當盤查、警察誤認並毆打、當街壓制民眾等案件，都顯現警察績效制度及相關原則法制化問題，非常需要檢討改善。

其二，從早期江國慶、蘇建和、邱和順等冤案當事人被屈打成招、甚至枉死，到近期前述的多起警察執法過當、侵害人權案件，都在在顯示出國家應該正視「防範酷刑機制」的重要性與迫切性。

「酷刑」存在於人類社會幾千年之久，人們想出許多新奇巧妙卻無比殘忍的方法，施加痛苦於他人，並享受對他人施虐的過程。甚至在中世紀以及早期現代社會，「酷刑」是法律上的合法行為，並在道德上獲得容許。然而，「酷刑」是人類社會中殘忍、羞辱性極高、踐踏人性尊嚴的極端行為，往往造成酷刑受害者身心靈上難以回覆、治癒的創傷。

《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於1984年12月10日於聯合國大會通過，並於1987年6月26日正式生效，6月26日這天並被訂為「支持酷刑受害者國際日」。儘管現今社會，我們似乎對「酷刑」深惡痛絕，但世界各地，包括現今的台灣社會，仍有許多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正不斷在絕望的尖叫與哀號聲中上演著一次次慘無人道的「酷刑」。

行政院曾在2018年完成《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草案，把該公約及其議定書國內法化，落實相關規定跟國家義務；並送立法院審議，期許與國際人權標準接軌。遺憾的是，後續未能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不了了之。

六年後的今天，上述的多起不當執法、國家暴力案件讓我們了解到，「酷刑」在台灣尚未遠離，為了避免未來更多受害人求助無聲、求償無門，《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仍有它的必要性及急迫性。台灣若能儘速通過《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並在國家層級設置獨立防制酷刑機制，來確保各機關確實落實公約規定，或許才能完整國家人權保障所缺失的那一塊拼圖。

※作者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法案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