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劉曉波：

您可能是我最欽佩的人。數十年來，您為推進人類的自由而不斷抗爭並備受磨難，您為此付出了自己的自由，如今看來，您也將付出自己的生命。

您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您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曼德拉，但您的結局卻和他有著駭人聽聞的差別。納爾遜·曼德拉最終成為南非總統，您卻最近才從中國的監獄轉移至醫院，並且仍然處在監控狀態之中。您的妻子說，您的肝癌無法進行手術治療，而中國政府殘忍地拒絕允許您赴國外就醫，以挽救您的性命。

我寫這封公開信的部分原因是籲請習近平主席允許您出國就醫。但同時，我寫下這封公開信也是因為我認為，我們這些身處西方「成熟」民主國家的人可以從您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作為一名記者，我看到太多的煽惑、矯飾和虛偽，而身陷囹圄的您卻比我們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們更真誠、更熱忱地體現著民主的價值觀。

我必須說，我很好奇，看到我們西方人如何處理我們自己手中的自由，您會作何感想。為了實現自由，您奉獻了您的一生。但是，您對民主的信仰是否會因為唐納德·川普的那些推文而動搖？

上世紀80年代我和妻子前往中國時，我第一次遇到了您。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爆發，時為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您立即返回中國，並很快成為這場運動的領袖人物。

當中國軍隊向示威者開槍以鎮壓這場運動時，您本來可以逃亡。但您卻冒著巨大的風險與軍隊談判，為聚集在紀念碑前的數百名抗議學生開闢安全撤離的通道。

有些學生想留在現場並準備赴死，但您勸導他們撤退，好好活著，以俟將來。您避免了一場血腥屠殺，可您自己卻被逮捕，投入秦城監獄的深淵，這一走就將近兩年。

20世紀90年代，您有機會可以安全地搬到國外，但您卻選擇留在中國。您繼續不懈地推動自由，並因此再次入獄。

出獄後，您在2008年參與起草了一份措辭溫和、合情合理的文件，呼籲民主和自由。那是最後一次我和您交談。

我當時在北京，曾打電話到您家，希望可以安排一次會面。您接了電話，但我剛剛用中文說出我的名字，一個中國國家安全部門的監視人員就立刻掐斷了電話，而且讓您的電話再也無法撥通。

那之後不久，您再次入獄，被判刑11年。作為對您施加壓力的一種方式，中國政府還開始迫害您的妻子劉霞。

我記得您寫給劉霞的一封感人至深的情書：「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

您經常談到中國有哪些地方可以向西方學習。但坦率地講，我們這些身處西方的人能從您那裡學到很多——甚至是民主的意義。

首先，您宣揚溫和與妥協的美德，而今天我們中的許多人因為神經綳得太緊而忘卻了這些。這個時代，我們中的一些人認為和解是軟弱的表現，您卻提醒我們，政治意味著傾聽和務實。您正是通過傾聽和務實，搶救了天安門廣場上的那些生命。

第二，您的思考超越了您的族群。您勇敢地簽署請願書，呼籲給西藏更多的自治，並與達賴喇嘛進行真正的談判；儘管中國人出於本能的民族主義，非常反對這個建議。拂逆公共輿論需要道德上的勇氣，我真希望更多我們自己的領導人也能展現出這種勇氣。

第三，您是政治活動中高貴品格的楷模，表現出那種不失高節的氣骨；儘管這個政權如此殘酷地對待您和您的妻子。

我們美國正朝著相反的方向坍塌，詆毀那些與我們意見相左的人；如果一個孩子想與另一個政治派別的人結婚，越來越多的人會表示反對。您完全有理由心懷惡意，但您卻聲稱「我沒有敵人」。對那些控告您的人，您甚至格外地使用充滿愛的語言去談論他們。

「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您在監獄的牢房中這樣解釋。您告誡我們，「敵人心態」會「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

在漢語裡，您有時被稱為「劉老師」，而我們，您的學生，希望並祈禱您能尋得一些寬慰，因為您的犧牲已在我們所有人心頭留下印跡。您真的不愧為這個世界的老師。
 

※本文作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授權《上報》刊出，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