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凱提繼《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和《資本與意識形態》之後出了這本《平等的反思》，可說是前兩本巨著的綜合版。我並非經濟學專長，出版社卻邀請我來寫推薦文，原因在於此著有一半的論述觸及縮減不平等的方法，可說是一本跨學科的著作。我也嘗試就我的專業來和這本書對話。

這本書呈現對分的平衡，以及前後的呼應。前面二至六章，透過跨越歷史的分析，說明全世界的不平等是如何發生的。後四章則嘗試為當代全球資本主義開出藥方，如何可能提早遏止資本無國界帶來的災難。這個新的政治與經濟配方則是奠基在過去兩百年來的經驗值。

「重分配」與中產階級的興起

文章初始像是從歷史過程來分析財產制起頭，事實上已經為本書的論述一錘定音：以財產集中度作為社會指標，觀察歐洲社會（實際牽動全球）兩個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並揭櫫「福利國」和「累進稅制」對歐洲的決定性影響。透過長達兩百年來累積的財產繼承資料分析，作者揭示法國的財產集中度的變化：在1810年前1%最富有人口的財產占比為45%；之後不斷地上揚，到1914年第一次大戰前夕高達55%；接著緩慢下降，1980年來到低點20%；接下來又緩慢回升，2020年時佔比接近25%。這些橫跨兩個世紀的數字看起來只有簡單的起伏，卻向全世界提供了非常生動的歷史相位變化：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歷史確實存在一股朝向平等發展的長期趨勢，稀釋了社會與經濟權力的集中程度。然而，1980年之後，西方主要國家開始質疑福利國和累進稅制，開啟去管制措施，使富人利於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獲得巨大利益，卻規避了稅賦責任，財富再度集中。

這個上個世紀的財產分散後的利多並非全民共享，只有利於介於前1%最富有人口和後50%較貧窮人口之間的社會群體，也就是後來稱之為「中產階級」的人群（在二十世紀初之前，並不存在這個群體），後50%人口依然所獲甚少。這個遺留的未竟之善，是我們這個世紀需要努力的目標。然而1914年到1980年間發生了什麼事，讓貧富差距縮減，中產階級興起呢？部分原因是受到戰爭與經濟危機的影響，但最重要的是二十世紀實施的社會與財稅政策，也就是針對高額所得和財產課徵的高度累進稅，和財產權制度的大幅變化，讓福利國家得以發展，教育與醫療的基礎設施趨於平等。這些改變依靠的不是政治人物的覺醒，而是由社會與政治抗爭所推動的根本性制度改革。

政治與經濟的新配方在哪？

18世紀以來西方的全球強權地位，實得益於工業資本主義在18和19世紀的跨國勞動分工體系、自然資源的大力開採以及軍事和殖民統治來獲得施展的動力，並發展出後來的中央─邊陲世界體系，落後國家落入了長期依賴處境。殖民主義和軍事宰制更讓西方國家得以依照他們的利益組織世界經濟體系。透過過去兩個世紀歐洲與美國累積財產的路徑，映照出了當代跨國分工體系的歷史延續性。

這個世界體系的描摹所揭露的無非是，富人的財富積累並不取決於個人才能，而和國家及其權力的施展密切相關。也因此預埋了解決方案的伏筆：國家的制度方向決定了我們這個世界的模樣，而強國對弱國負有道義上的協助責任。

這個由資本主義鋪設的世界體系還欠一個核心關鍵說明：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如何打造的。這個曾經被韋伯以新教倫理加以解釋的問題，皮凱提卻採用了另一種解釋途徑：法國大革命的副產品。法國大革命雖然廢除了貴族的特權，卻同時從三重功能，也就是上層貴族和教士階級必須照顧第三等級社會的意識形態，走向所謂的「所有權至上」或「資本主義式」的意識形態。法國大革命的確廢除了貴族特權，卻同時強化了「所有權」概念，剩下的就是有產者如何不斷地讓財產最大化。這個轉捩點，讓無產農奴轉而淪為被強制勞動（馬克思的核心議題之一），而所謂的民主（法國大革命的目標）經常淪為金權民主。如何逆轉當代被金權扭曲的民主制度呢？此時「參與式社會主義」從歷史幕後的惋惜聲中登場。

如何讓我們的政治與社會更民主？皮凱提認為，我們需要以平等原則為基礎的民主政治，提供多元的政治參與形式，公民議會與審議式公投，修改財產權制度，以及學習德國和北歐式的「共同經營」形式。這些政治與經濟體制的多元想像，需要透過財稅制度的改造，實現財產與經濟權力的流動。德國在此比其他國家早先邁開一步：1949年頒布的憲法採用了一套基於其社會政策目標而訂定的財產定義，其憲法開頭便言明財產權唯有在「對集體的普遍福祉有所貢獻」時始有正當性。這使得「共同經營」有了法律基礎。

然而這一套讓資本主義進行系統性轉型的政治與經濟模型還需要加強樑柱的支撐力，才得以對抗當代金融鬆綁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洪流。這個新的加強版有些什麼超強工具呢？皮凱提認為，累進稅過去被詬病為事後調配，無能解決生產關係的不平等（馬克思的主要方法）。然而如果把稅率調高達90%，「財富社會化」就可以超展開，逆轉前人的批評。讓醫療、教育、文化、交通和能源產業都可以不依靠商品邏輯來組織事業，代之以分散式和參與式的民主治理。高強度的累進稅也可以抑制税前不均，進而影響生產過程，達到「前分配」。

除了提高租稅的累進性之外，還必須搭配平等享有的教育培訓資源、員工的協商權，以及另一項更有效的工具：「就業保障制度」。提供所有希望就業的人一份全職工作，財源由政府提供，在市鎮政府、地方自治團體或是非營利組織工作。

第三項利器為「遺產重分配」，讓所有人都可以得到一筆最低遺產，在每個人25歲時發放，財源可來自於累進富人稅和累進遺產稅。這個全面遺產制的功能在於提高社會過半一無所有的人對工作的談判權力。這項設計的創新之處在於將20世紀實行過的稅率基準運用在富人稅，不限於所得稅和遺產稅，將財產重分配的影響力加大加寬，漸進達成經濟體的去商品化。

這些創新都是為新社會主義奠定基礎。一種民主、自我管理、去集中化，以權力和財產的常態性流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主義。當然，和過去實施過的共產主義完全不同。

1980年以來，對福利國家與累進稅的質疑，具體化為一整套的規範和國際條約，核心在於資本的自由流動，讓經濟行動者可以利用國家的基礎建設與福利制度（教育醫療等）充實個人財富，卻大筆一揮就把資產移往別處。稅制中沒有任何機制可以要求他們為稅收做出貢獻。而國家只能轉向平民和中產階級課稅，讓後者感到被遺棄，對全球化更為憎惡。

要超越這種困局，作者認為就是要讓「國家型福利國家」轉型為向南方國家開放的「聯邦型福利國家」，並大力修改去管制和貿易自由化的法規條約。幫助窮國對跨國企業的利潤課稅或管制從南方國家外流的資金。畢竟，這些最富有者的財富乃依靠全球經濟體系與國際勞動分工而來。作者因此倡議一種「全球稅」，幫助窮困國家投注於醫療教育和基礎建設，並提出警語：如果不想面對全球經濟體系的挑戰，建立某種跨越民族國家的民主方案，專制思想就會填補空缺，提出一些看似有理的方案來解決人們的不正義感。最接近的近代案例就是伊斯蘭國（IS）。

本書的結尾，出現了一個台灣同感棘手的議題：中國的壯大帶給世人的挑戰。作者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專制國家模式，與本書倡議的去中心化民主社會主義背道而馳，帶給民主國家的威脅也難以忽略。中國政府具有的資產遠高於負債，不論在國內或是國際層面，都有能力推動基礎建設和能源轉型的大膽政策；反之，西方主要國家持有的財產幾乎為零或是負值，公權力的運作能力大為受限。作者提醒，回應中國這樣的專制政權，不是死抱著陳腐的超級資本主義，這樣可能更加強化中國的專制集權式社會主義。反之，西方國家應該推廣參與式民主社會主義，這樣的社會主義是後殖民的、具環境意識的、更關注南方國家的不平等的，以普世主義為宗旨的新型主權理論。

「物權」的解放

本書從歷史成因、過程，到當代的新殖民體系以及其強化型解方，一氣呵成。過去馬克思從哲學走向經濟學；當代的皮凱提從經濟學走向政治與社會，兩者的作品當然呈現不同風貌。然而，兩位思想家其實都在處理同樣的「資本的動力學」。只是，前者專注在生產方式，後者透過財產牽動的政治經濟「權力束」開啟我們認識資本主義在當代的呈現。

由於當代的政治經濟結構的複雜性，皮凱提提出的解方相較於十九世紀的前輩當然要繁複許多，牽動更多政治與民間企業的運作結構，並以全球為範疇，形塑一套具有內部互構動力的方程式，嘗試跳脫資本主義體系的如影隨形。這些大膽基進的政策配方背後，有強大的歷史事實為根基，對於被資本主義壓抑的人性具有解放的能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隨著不同的時空脈絡有不同的答案，我們很難做出一次性的論斷。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作者提出的幾個核心關鍵議題與概念，譬如：從三重功能走向「所有權至上」；財產權唯有在「對集體的普遍福祉有所貢獻」時始有正當性；財富社會化；社會性與暫時性的財產；以及權力和財產的常態性流動。換言之，是這些核心概念創造出千變萬化的政策可能性。而這些概念，讓我看到皮凱提繼承的不僅是馬克思對異化的應用生出的資本動力學，他實際還繼承了涂爾幹的社會連帶觀（solidarity）。

皮凱提所採取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胚胎就帶有涂爾幹的印記，所謂：教士和貴族對無產者的照顧，被「資產所有權」取代。如果我們以涂爾幹的語彙來說，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連帶，被對「物」的所有權取代。在社會分工論裡，涂爾幹說，「連帶」有正面的和負面的兩種。前者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法律上以「人身權」（personal right）來表達；後者以「物」的擁有權為代表，法律上則是由「物權」（real right）來表徵。「物權」不僅不會增加社會連結性，更可能阻斷人們之間的關係連結。而這樣的「物權」（即「所有權」）的強化，發生後來的剝削、殖民、蓄奴和強制勞動，就一點也不令人驚訝了。那個我們以「資本主義」來稱呼的社會，實際就是一個關係連帶被破壞的社會。因此，亟待修復的不僅是稅制，也還在於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不管是國內還是跨國關係。

皮凱提為了回應全球分工而提出的「聯邦型福利國家」，實際上是呼應了社群膨脹的政治倫理。當「地方社會」膨脹為國家時，我們倡議一個不忽略地方社群的國家治理。如今分工體系膨脹為全球，我們很難不要求強權回頭協助南方國家，就像國家必須照顧地方一樣。只是，這裡牽涉到當代棘手的主權問題。皮凱提提出的新型主權理論，其困難度不在話下。就如同台灣的地方社群面臨的城鄉差距，人口外流，不得不透過人口的回流來重新強化其民主治理。同樣地，南方國家的困境，除了需要全球稅來協助之外，人才的培育也是不可等待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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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是皮凱提的濃縮雞湯，雖然簡短，卻需要讀者的大量想像來填補論述之間的留白。然而，讀完此著，經過作者殫精竭慮的歷史資料解讀，讀者們必會完全顛覆過去的「財產觀」和「所有權」觀，並進入一個社會性的體系觀點。不勞請動馬克思和涂爾幹，你的認知已經練成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綜合體。我們切莫以為皮凱提的基進性只針對稅制改革和金錢發放，這樣忽略了皮凱提此著的創意所在：以「物觀」的解放來成全「民主」的養成。我認為在這裡，他巧妙地結合了馬克思和涂爾幹的學說。我們不能忽略民主政治的物質基礎，這是馬克思對我們的教誨。然而，如他所言，財產再分配不是要製造更多的小型的私人財產所有人，目的是要讓財產成為社會性的，但是不透過中央集權的管制分配。在這裡，他開始談論民主機制的組合。換言之，當我們對於「物」戀無可戀之後，我們才得以學習同理他者，社會連帶得以建立，公領域才有成形的可能。透過涂爾幹的社會連帶觀，如何將這些再分配的物質性轉化為民主政治的養分，是作者拋給我們的任務，也是他對當代的政治經濟框架拋出的一記重拳，打醒那些被資本主義控制的靈魂。在台灣的我們，如果想要扭轉資本主義在這個島嶼的狂放奔流之勢，應用皮凱提觀點的同時，可能要深入他的政策解方背後的思想脈絡，才能掌握到更為深入的核心精萃，獲得更寬闊的路徑想像。

※本文為《平等的反思》（皮凱提著，陳郁雯譯，衛城出版）書評，作者林秀幸為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