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希因女友而發狂辱罵林志玲，「台獨剋星」黃安見機不可失，又不甘寂寞地在微博要林志玲表態，強迫其轉發中華統一促進黨男子的文章，以證明並非台獨，否則就不算是中國人，藉以抵制台灣電影《六弄咖啡館》，令其票房慘澹下檔。

黃安先前因檢舉在韓國綜藝節目中揮舞中華民國國旗的周子瑜，引爆兩岸青年對立，反令綠營在選舉中受益，不僅台灣網友斥黃安為賣國賊，連《人民日報》都撰文批判。接著屢次宣稱不屑使用台灣健保的黃安，罹患心肌梗塞後，立刻摸黑回台使用健保再潛回中國定居，眾人印象仍然鮮明之際，為什麼又開始繼續他的台獨藝人剋星事業？

妓女為何索取高價

或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Lena Edlund和德國Philipps大學的Evelyn Korn著名的娼妓理論（theory of prostitution），可以幫助我們更準確地理解黃安的行為。我指的自然並非妓女與賣國之間有任何關聯，宋朝的梁紅玉、明末的柳如是與清末的賽金花都是知名的反例，即使是因拉法葉案聞名的鍾古夫人（Christine Deviers-Joncou）(見下圖，摘自百度）出書自嘲為《共和國娼妓》，也談不上賣國，而是賣國者的行為與娼妓行業的特性如出一轍。

Edlund和Korn觀察到妓女這個行業基本上屬於低技術而且勞力密集的工作，按理應該屬於低工資之列，為什麼收費如此高昂？她們認為原因在於男性喜歡妻子在性上忠誠，所以女性一旦成了妓女就必須放棄婚姻市場，因此妓女索取高價，並不單指性服務而已，還包括放棄婚姻市場的機會成本。

不過後來對厄瓜多爾與墨西哥性產業的實證研究發現，妓女通常比非妓女更早結婚，而且男妓同樣享有工資溢酬，因此或許高收費是來自對這個行業高風險與污名化的補償。另外一個可能是或許這個時代的人們對婚姻不再忠貞，因此妓女的機會成本並非來自放棄婚姻，而是放棄其他職業的收入，對倫敦妓女的實證研究證實了這一點，妓女的收費不僅與性服務（如性交、肛交或熱情與否）有關，也與該區女性的平均收入正相關，如同娼妓理論所預測的，妓女的高收費因包括放棄其他職業收入的機會成本。

賣國服務必須誇張才能彰顯忠誠

歷史與戲劇都不乏投靠大國乞憐的賣國者，華人最熟悉的形象應該來自電影中日本軍人身旁猥瑣的漢奸，賣國也有高低之分，上焉者如才氣逼人的汪精衛，下焉者如憑藉報章資訊的微博檢舉，後者屬於低技術密集工作，人人皆可為之，則利從何來？依娼妓理論邏輯而言，由於一般人喜歡對本國忠誠的人，因此一旦成為賣國賊就必須放棄本國市場，所以賣國賊的價格，不僅與賣國的服務相關，還包括放棄本國市場的機會成本。賣國的服務必須比日常更加誇張方能彰顯對新主人的忠誠，因此越賣力演出走狗越容易獲得青睞，如《笑傲江湖》中林平之必須以妻子岳靈珊為祭品，方能彰顯背叛岳不群之真與投靠左冷禪之誠，這是賣國者猥瑣形象的來源。再者，在本國已經缺乏市場的名人，比較容易成為賣國賊，因為他們放棄本國市場的機會成本較低，這就是為什麼過氣藝人、過氣政客與過氣將領比較容易成為賣國賊之故。

賣國的代價不僅指放棄本國市場的收益，還包括良心譴責的心理成本，許多性工作者都表示第一次下海的心理壓力最為巨大，雖然良心門檻高低因人而異，但是良心這種事，只要放縱過一次，再放縱就容易得多。黃安活靈活現扮演類似的角色已非首次，作家管仁健曾經引述《聯合晚報》報導，黃安尚未過氣時曾在華視〈紅白勝利〉節目中演出「我的成長」單元劇，以作賤母校的方式抬高自我，謊稱自己以600分的聯考成績就讀只有180分就可錄取的「全世界都沒人要唸的」關西高農畜牧獸醫科，學校充斥太保與「笨到極點」的原住民，曾經抄傢伙想揍「永遠第一名」的他，結果慘遭母校關西高農提出證據打臉，黃安所言均非事實，並打算提出訴訟，黃安趕緊道歉後才平息。不僅良知低者自我譴責的心理張力也低，賣國者通常必須反覆強調中國民族主義並貶抑台灣，來降低認知失調的壓力，一回生、二回熟，背叛的心理成本越來越低，賣國也就越來越順理成章了。

此外，黃安本次的見獵心喜恐怕還因為權力慾作祟，這或許是黃安與娼妓最大的分別，許多妓女將辛辛苦苦賺來的錢拿去牛郎店一擲千金，與其說是為享受對男人施行權力的快感，毋寧說是為了平衡工作中所失去的尊嚴。黃安則不然，由於部分官方人士的撐腰，黃安過去在微博點名台獨的台灣藝人均遭到封殺，令狐假虎威的他有了掌權的錯覺，權力如春藥令人上癮，一旦嚐過滋味，就難以忘懷，棋子不會有自身不過是用後可棄杜蕾斯的認識，儘管不久前才在周子瑜事件遭受兩岸唾棄，但是一有機會見到戴立忍曾參與的《六弄咖啡館》與林志玲等當紅演藝人員仍不免眼紅，如青蛙背上的蠍子忍不住張牙虎爪一番，不過其所激起的效應，與其說是狐假鴟張的餘威，更像是人去茶涼的麗春院。

必須提高賣國的價格

如果娼妓理論的賣國解釋是正確的，要避免退將反叛，就應該增加其本國的機會成本，提高賣國的價格來「以價制量」。但是像前海軍中將柯政盛為中國吸收，引介台灣將領給中共以在軍隊內發展組織，最後僅因違反《國安法》判刑1年2個月，仍然可以領取每月8、9萬元的終身俸與18％優惠存款。或者如台灣史上最大的共諜案，陸軍前少將許乃權吸收國軍現退役軍官，發展史上最大共諜組織，刺蒐幻象2000戰機、空軍接戰模式及愛國者飛彈等軍事機密，同樣僅依《國安法》判刑2年10個月，其餘6名被告也僅被判4個月至1年6個月不等，相較非法持獵槍狩獵的原住民被判刑3年6個月，退將叛國簡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這種違法利益與處罰差距過大的情形，使得台灣許多法律形同虛設，例如新北市勞檢處發現鴻海未付員工加班費，依據《勞基法》開罰僅僅2萬元！高雄市環保局對日月光半導體廢水污染，依《水污染防治法》開罰，最高額度也不過60萬元！同樣的，豪宅的實價登錄揭露率只有42%，遠低於一般民眾的9成，因為沒有如實登記罰款只要3到15萬！歐美國家動輒天價的罰金，乃是基於要確保犯罪所得低於犯罪期望處罰，以降低犯罪的誘因，既然不是所有犯罪都會被起訴、定罪，那麼相較違法的高額報償，過低的處罰無異於鼓勵犯罪。

為什麼我們的處罰如此之輕？一來台灣的罰則並未如芬蘭、丹麥或瑞典的交通罰款般以個人的所得決定罰款數額，因此豪宅缺乏如實登記的誘因；再者我們的罰款金額與犯罪利益脫鉤，日月光的罰款最高不過60萬元，與污染收益完全不成比例，後來高等行政法院甚至撤銷原本裁罰日月光的1億2百萬元罰鍰，直到本案獲得全國矚目後，立院才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加入刑責並將行政罰從最高 60 萬提高到 2,000 萬元，但縱使破例提高33倍，仍遠無法與台塑在國外的鉅額罰金相提並論。

「黃安們」為何一直存在

法律輕罰的結果往往是鼓勵民眾抗爭，既然正式制度的規範力量有限，非正式制度便會以私下動員解決取代法律，往往需要耗費更多的交易成本解決紛爭，也降低了民眾對制度的信任，更進而鼓勵以抗爭取代法律，形成一個社會整體福祉較差的循環。更進一步說，台灣的法律獨厚資本家、白領犯罪等菁英，恐怕與法律制定背後的階級意識與利益有關。

其次是國家定義的模糊予人可趁之機，現役軍人尚有《陸海空軍刑法》嚴懲把關，但是一旦退伍，退將即使在軍隊內發展共諜組織，洩漏軍事機密給中國，也多依《國安法》而非《刑法》的內亂外患罪定罪，相較台裔美籍商人郭台生密謀傳遞美國國防機密給中國，而遭美判刑15年，台灣的刑罰顯得過分寬容。加上政黨因素從中作梗，國民黨執政時，即使發生共諜案，退將依舊坐領高額退休俸與18%優惠存款，始終無法獲得改善，直到今年大選後，立院在民進黨多數下，才修法令未來退役軍士官如果觸犯洩密等罪，將被剝奪甚至追繳終身俸。

歸根究底，除了機會成本、良心與權力慾望之外，黃安們之所以能夠存在，還是因為兩國之間存在仇恨與矛盾，使其有上下其手的空間，在和睦相處的兩國之間，人民不必被迫在兩個市場中擇一，挑動仇恨獲利的空間縮小，黃安們自然也就難以生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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