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從加州大學河濱分校退休了。其實，對林培瑞，退休不退休都差不多，無非是少到課堂教課了，其餘都依舊：依舊是想他想想的事，讀他想讀的書，講他想講的話，寫他想寫的文章。幸福的一生就是一直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林培瑞就是一直在做他喜歡做的事情——而且還把錢掙了。

在眾多的美國漢學家中，林培瑞可謂大名鼎鼎，尤其是在中國的人權人士、自由派知識份子和關心國際問題關心中美關係的人們中間。凡是和林培瑞有過直接交往的中國人，第一印象就是他那口字正腔圓、抑揚頓挫的普通話。林培瑞的中國話並不是童子功。林培瑞是在上大學時才開始學中文的音。說起林培瑞學中文，那本身就是個傳奇。

1996年林培瑞接受《北京之春》記者亞衣採訪，講到：「我是在紐約州的一個小鎮上長大的，小時候玩挖洞的遊戲，一個小朋友說如果不停地挖，把地球挖通，我們鑽出來就到中國了。這是我對中國的最初的印象。直到我十三歲那年，我才結識了第一個中國人。我從小就喜歡語言，中學時候學的法文，讀得還算不錯。到上大學的時候，我覺得法文似乎太簡單了，想學一種更具有挑戰性的語言，就選擇了中文。」

讀林培瑞這段話我才知道：這世界上竟然有人是因為某種外語特別難學所以選擇學這種外語的！四川人好吃辣。有人歸納出吃辣的三境界：一曰不怕辣，二曰辣不怕，三曰怕不辣。我們也可以說學外語的三境界：一曰不怕難，二曰難不怕，三曰怕不難。林培瑞學中文就是第三境界、最高境界。怪不得他的中文那麼好。中文再難也難不倒他，他就是沖著難才學的，越難他越興致盎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林培瑞以學中文為樂，故能臻於化境。

出於對中文的熱愛與把握，林培瑞的中國研究也別具一格。他常常從語言的角度研究中國。隨手找出他的一些文章和講話的題目，如：「擺脫極權主義的語言」，「中國文化中語言和價值觀的關係」，「中共的『問題辭令』」，「語言退化與政權穩定的關係」，等等，都是從語言的角度切入。去年我們開了一個名為《洗腦：毛澤東和後毛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的研討會。林培瑞在會上發言，題目是「洗腦與洗嘴之間」。「洗嘴」這個詞是林培瑞自己創造的。它生動的點出了毛時代和習時代的區別所在。這不但表明了林培瑞對中國問題的真知灼見，而且也表明了他對中國語言的運用自如。

林培瑞喜歡中國的相聲。他是中國相聲大師侯寶林唯一的拜師入門的洋弟子，也是第一位用京腔登臺講中國相聲的洋人。眾所周知，掌握一門外語，最難掌握的是笑話。因為很多（不是全部）笑話是和那種語言的獨特性分不開的。笑話有如詩歌。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有句名言：「詩就是在翻譯中失去的東西。」笑話何嘗不是如此。很多笑話一旦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就不成其為笑話了。所以有人說，找老婆最好找老鄉，要不你講笑話她聽不懂。你要能聽懂一種語言的笑話，你必得對那種語言有著和母語一樣的感覺。如果你連一種語言的笑話都能懂，那就說明你對那種語言的掌握真的是到家了。另外，笑也是一種認同。大家一起笑，表明大家都有同感，表明大家是一夥的。別人高談闊論，你插不進嘴，這還不算尷尬；別人講笑話，大家都哈哈大笑，你卻笑不出來，那才叫尷尬呢。因為那表明你在他們的圈子之外，你是異己是另類。林培瑞喜歡相聲，一來是出於他天生的幽默感，二來是出於他對中國語言的如魚得水以及對中國文化、乃至對中國的高度認同。

林培瑞戲稱自己是半個洋人，或者說是「假洋鬼子」。這就是說，林培瑞在種族上、血統上是個洋人，但在精神上卻非常的中國化，和真洋鬼子絕對兩樣，故而叫假洋鬼子，骨子裡是個真中國人。我們愛和林培瑞聊天，因為他的中文太好了，我們可以用中文進行深度交談。但林培瑞畢竟又是個洋人，他的知識儲備和我們有很大不同，因此我們總能從他那裡獲得若干不同的資訊和新鮮的刺激。想來林培瑞對和我們的交談也有這樣的感受吧。

林培瑞有只黑色馬克杯，一倒進熱水，就會顯示出中文「境外勢力」和英文「Foreign Forces」兩行字來。

中共把有影響的西方人分為兩類，一類是西方友好人士，另一類是境外敵對勢力。

在中共的詞典裡，何謂西方友好人士？何謂境外敵對勢力？

凡認為西方人享有的人權，中國人不需享有或不配享有，因而對中共壓制人權的做法不置一詞乃至表示贊成的西方人，即西方友好人士。

凡認為西方人享有的人權，中國人也想享有也應該享有，因而對中共壓制人權的做法表示反對進行批評的西方人，即境外敵對勢力。

按照中共的標準，林培瑞無疑屬於「境外敵對勢力」。因為林培瑞始終堅信，人權是普世價值。

林培瑞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由來已久。他大學本科學的是分析哲學，畢業論文的題目是道德相對主義問題。道德相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問題不只是一個理論問題，它也關係到很多實際問題，例如有沒有普世價值，人權和言論自由是不是普世價值。不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有很多差異，各自的道德理論以及對很多問題的道德判斷似乎也有很多差異。但是林培瑞告訴我們，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也有很多共同之處，而有些共同之處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雖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道德理論道德判斷各有不同，但其根源是同樣的，那就是道德良心，就是更基本的、直覺的、不能化簡的道德感覺。

林培瑞熟知中國的傳統文化。林培瑞說，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人權」或「權利」這個詞，但是有很多意思相近相通的表達。人權就是普世價值，道理很簡單：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喜歡那種專橫的、不准批評、不准反對的政府，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甘願因為僅僅表達了不同的信仰或意見就被監禁、被屠殺，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樂於在政府的抓捕和審訊面前被剝奪向公眾公開辯護的機會。林培瑞很早就注意到，當代中國的人權和言論自由等理念的發生發展，並不是來自中共實行對外開放後西方思想再次進入中國的結果，而是來自中國人自己在毛時代的沉痛經驗。這更加證明，人權是普世價值。

林培瑞既有分析哲學的根底，又是語言學家，既熟知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又有對當代中國的切身感受和密切觀察，所以他對人權和普世價值的論述格外清晰、嚴謹，深入淺出，很有說服力。

因為林培瑞堅定不移地支持中國的人權事業，批評中共當局壓制人權的行為，所以被中共當局視為「境外敵對勢力」，名字上了黑名單，早在1996年就不准進入中國。林培瑞自己對此毫不在意，戲稱「死豬不怕開水燙」。但他指出，中共的黑名單對美國的學術界會產生惡劣的影響：不少人擔心自己上黑名單而不能進入中國，於是就在對中國問題的講話和文章中自我審查；而他們這種經過自我審查後發表的言論又反過來誤導了一般公眾。

不但如此，據我所知，在美國學術界某些人那裡還形成了一種很糟糕的風氣，某些能夠自由出入中國的美國學者們輕視像林培瑞、黎安友（Andrew Nathan）這種上了黑名單的學者的研究成果，理由是他們對當今中國缺少實地考察，他們的研究成果不夠經驗不夠實證。林培瑞承認，長期不准進入中國，對於他的某些方面的研究是有影響的。林培瑞喜歡研究語言。他出過一本書《漢語解析：韻律、比喻和政治》（ An Anatomy of Chinese：Rhythm, Metaphor, Politics ）。他不但研究官方語言，也研究民間語言，包括街談巷議、茶肆坊間的語言，而這一部分語言是只有實地觀察、耳聞目睹才能獲得的。本來，林培瑞是美國漢學家中在這方面最有天份的。由於中共的黑名單，導致林培瑞的這一天份無法充分施展。這不止是林培瑞個人的損失，也是西方漢學界的損失。

但儘管如此，林培瑞對當今中國的研究仍然是第一流的。不能自由進入中國，對某些問題的研究會有影響，但是對別的問題的研究就沒什麼影響。畢竟，我們生活在地球村、全球化和網路時代，空間的距離和實體的區隔已經不再構成認知的障礙。除了不能進大陸，林培瑞哪裡都可以去。他有那麼多朋友，那麼多中國朋友，還有來自中國的學生，來自中國的客人以及讀者和聽眾，因此他依然能對現實的中國有很好的把握，並不輸給那些因為自我審查而能自由進入中國的人。事實證明，在很多重大問題上，林培瑞的見解更高明。不信，擺出各自30年來發表言論的合訂本，一比就比出來了。

林培瑞說，五十多年來，他主要的努力包括三方面：1）中文語言教學，2）現代中國文學與通俗文化，3）人權與 「異議」 政治。

不消說，和我們關係最密切的是他在人權與「異議」政治方面的努力。

林培瑞無疑是和中國的人權與異議政治結緣最早、時間最長、關係最深的西方學者。林培瑞在1979-80年第一次常住中國，親身感受到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傷痕文學」。八九民運前，林培瑞擔任美國科學院駐中國辦事處主任，結識了很多中國知識份子。林培瑞在北京，耳聞目睹了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六四後，他幫助方勵之和李淑賢到美國大使館避難。

其後，林培瑞回到美國，執教于普林斯頓大學。在一位普大的美國校董約翰．埃略特（John Elliott）的慷慨解囊下，林培瑞和余英時教授一道，成立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接納了一大批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學者和作家。此外，林培瑞還擔任了很多中國的人權組織和學術機構——例如中國人權、北京之春、維權網、當代中國研究（英文版）、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等等——的理事、顧問或評委。對我們的支持可謂不遺餘力。記得那年，我們北京之春經費告急，林培瑞拿出他保管的一位著名中國慈善人士捐款，給了北京之春。

2001年，林培瑞和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合作，出版了《天安門檔》。2008年，林培瑞翻譯了《零八憲章》，後來又翻譯了劉曉波詩文選和方勵之自傳。去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他和中國學者吳大智（筆名）合寫的劉曉波傳《我沒有敵人》。林培瑞也和我一道聯名發表文章，例如去年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The Korean Model for Taiwan」。

林培瑞參與海外中國人的人權與異議活動如此之深，以至於有人說，「林培瑞老師的個人故事可以說就是半部海外民主運動的歷史」。未來書寫當代中國人權與異議運動的歷史，有幾位西方學者的貢獻是不能不寫的，林培瑞就是其中之一。

林培瑞才是真正的西方友好人士，是我們的好朋友、老朋友。我們把他當作自己人，他也把我們當做自己人。林培瑞說，他的中國朋友已經比美國朋友多得多。尤其是，他在感情上乃至歸屬上都已經深深的中國化了。

林培瑞說：「比如1998年夏天，聽到新聞報導說中國人在印尼受到無理的殘殺和強姦，我心裡馬上感覺到一種難以控制住的氣憤。聽到盧旺達大屠殺的消息、波士尼亞的’民族清洗’的消息，心裡也有反應，但沒有那種’自己人受害’的強烈的、直覺性的感覺。」這種把中國人當作自己人的感覺，非同一般。對他人的尊重是普遍的，一視同仁的，是不分遠近親疏的。而感情的投射則是有差別的次序，是向外輻射的。至愛親朋死了，我們總會難受好些天，但全世界每時每刻都有很多人死去，卻不會牽動我們多少感情。正是在感情投射的問題上，最能表明一個人的認同與歸屬。林培瑞實在要算是精神中國人。

林培瑞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努力了半個世紀，取得了哪些進展？ 今天的世界比起當初，是更好些還是更壞些？我們的不足在哪裡？原因何在？怎麼辦？

這個問題十分嚴肅，也十分沉重。半個世紀來，林培瑞，還有我們，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取得了大量的成就。可以說打過了美好的仗，跑盡了該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但今天的世界，在有些方面比當初更好，在有些方面卻比當初更壞。尤其是中國的人權與民主事業，今天的狀況比當初更惡劣。我們一定是有失誤的，因此我們必須反思，必須改進。我們仍需繼續努力。

※作者為《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