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社會出現問題，就會有需要去改善的情況。一般而言，改善這些問題，是權力機構的職責，也就是政府、法院與議會的職責。但是因為某些制度或者利益衝突的原因，這些權力機構，往往也無法解決或無心解決這些問題。甚至有意令這些問題惡化，最嚴重的情況，就是這些權力機構本身即為問題所在。這時候，就會催生了社會運動。所謂社會運動，就是以有組織的體制外行為，去推動改善社會現況。

自從97年議會的民主成份被減少之後，香港的體制與法律，就日漸變得老舊。不合時宜的條例很多都被保留。更進一步說，甚至有一種倒退的傾向，例如他廢除了一些較為進步的條例，比方說限制租金上升的租務管制，而復活了某些因為過時而被廢除的條例，例如限制集會自由的公安條例。

因為議會無論怎樣選，香港人都不可能取得廢除或立新例的權力，以選舉去改善社會現況的道路已斷。所以社會運動變成了唯一的手段， 這是97年之後香港社會運動活躍化的原因。 特別是 2003 年的七一遊行成功阻止了國家安全法的立法，以及令董建華下台，使香港人歷經了社會運動成功的經驗，自此之後，香港的社會運動就不斷的壯大。

香港的社運， 是透過模仿6、70年代興起的歐美社運，特別是反越戰與馬丁路德金而來的， 所以一開始社運的骨幹是左翼知識份子。他們帶來了各種「公民抗命」的理念，這些多是在歐美社會通行的，例如最重要的，就是預期與被捕和懲罰。著重道德說服，和平非暴力等， 這些都有明顯的歐美式公民抗命的影子。可以說，早期的社運，是頗為精英主義的，主導的以知識份子為主，百姓只是從眾。「50萬人遊行， 沒有暴力， 連垃圾都不剩下」可說是這種精英社運的頂峰。

如果香港是個民主政府，這一切可謂完美的典範。這個巨大遊行最終也影響到選舉結果， 親中派受重壓，泛民主派得利，在民主國家，他們會成為執政黨。可是，香港並不是民主國家，而是個有選舉的專制國家，即使選舉大勝，他們也無法取得實權，再怎樣贏也只是反對黨。也就是說，這次的成功，其實也展現了香港選舉政治的瓶頸。

這種屬於知識份子，彬彬有禮的社運，遇到了這樣的瓶頸後。大家發現社會問題還是不能解決，社會問題還是在惡化。這使香港的社運，走進了下一波，就是「激進民主派」。激進民主派聽名字很像是會放炸彈的恐怖份子，但其實這僅是名字。

實際上， 激進民主派是傳統社運的變種，他們確認了議會無法執政之後，便開始提倡「議會抗爭」，也就是在議會裡做社運，包括向親北京議員投擲東西，衝擊主席台，拉布條等等。而在社會上，他們的貢獻在於把社運普及至基層，過去以知識份子與工會頭目這類左翼精英主導的社運，慢慢變成販夫走卒也可以主導社運。

面對這種基層的抗爭，曾有過一點衝擊，但慢慢地政府不再維持界線，而開始採取壓迫的手段，因為社運而坐牢的人開始產生。慢慢的增加，激進民主派和泛民主派， 一開始還是把監牢當成一種受迫害的光環。並將之用在選舉而成功，這點可說是激進民主派的共同認知。 可是，這最終還是走向了瓶頸。 因為政府的鎮壓越來越強烈， 社運人士承受的壓力和代價，也越來越重。

到了雨傘革命以及日後， 開始產生大量的被控者，被捕者，以及政府的鎮壓明顯變得更為粗暴時，激進民主派也發覺「社運抗爭」本身也變得無力。雨傘革命把事情再擴大一重， 從 2014 年的催淚彈捲入了大量無辜的旁觀者，占領區出現大量非傳統社運人開始，抗爭便從「社運人士」擴張到大量的「素人」身上。去到魚蛋革命時，被捕者當中更包括了根本對政治完全沒興趣的路人，當大量的人被捕和被控以可判幾年監禁的重罪時，過去被稱為激進民主的社運，相形之下也完全失色。

社運對此卻束手無策，無論政府的鎮壓再失民心也好，社運對此卻難以動搖，政府不會因為鎮壓而失去權力，面對民主政府的手段，用在一個越來越不民主的政府上，也許是非戰之罪，但我們不能否認，他只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和矛盾。而且生存的空間，也越來越少。大家都感受到社運走到了盡頭時， 香港也許就會有下一步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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