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學家弗里曼（Joanne B. Freeman）2018年出版了《血色之地》（The Field of Blood），透過廣泛蒐集資料，她還原了美國國會19世紀議員間充斥肢體暴力的一刻。就書中講述的實況，以《血色之地》為名，一點也不聳動，還很貼切。

其中最驚駭的一幕，是1838年緬因州議員（喬納森·西利）指涉一名報社編輯賄絡，這名編輯於是找上肯塔基州議員（威廉·格雷夫斯），託他寫信給西利，請其解釋為何做出這種指控。格雷夫斯代寫了信，西利卻拒絕收下，格雷夫斯遂把西利的反應視為對他的蔑視，在政黨對立嚴重分歧下，那甚而等同於是對自己整個黨的羞辱，格雷夫斯於是向西利提出決鬥（類似西部牛仔的拔槍決鬥），以表捍衛個人尊嚴和黨譽。最後，偕同另外兩名議員見證，西利在第三輪開槍時中彈身亡。事發，同僚為之震驚，隔年，眾議院便通過立法，「禁止國會議員在華盛頓特區提出或接受決鬥挑戰，否則將對其進行懲罰」。

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看來，實在很荒謬，但在《血色之地》的年代，美國國會就是這麼野蠻。那時國會議員彼此掀桌、打架是常有的事，還有國會議員只因為看不慣政敵發言，就掏槍恐嚇對方。不僅國會暴力衝突不斷，這一負面文化還延伸到州議會。在格雷夫斯向西利提出決鬥的前一年，阿肯色州州議會議長則因為不滿被一名議員在辯論中羞辱，竟衝下主席台，直接拿刀刺死對方。

當時國會議員黨派立場迥異，對奴隸問題看法尤其南轅北轍，更加劇了國會山莊的緊張情勢，並在19世紀中期引爆了全面性的爭鬥，持不同意見的議員，經常從口角變成互毆，通宵會戰也是常有的事，彼此「自由搏擊」幾乎毫無節制。

1838年的決鬥之外，另一個「經典案例」是1856年5月22日，支持奴隸制的眾議員布魯克斯（Preston Brooks) 拄著拐杖闖入參議院，見到反奴隸制的參議員薩姆納就是一陣毒打，直到薩姆納被打得不省人事，布魯克斯悠悠走出議場，卻沒有一個人出面阻止他（但已造成薩姆納支持者的極大憤怒）。

於是，美國就這樣從國會政黨衝突，接著再引爆了原已強烈的南北緊張情緒，人民的日常生活也感染了濃濃的國會暴力氣氛，連帶鼓動了美國1861至1865年間的內戰（南北戰爭）。這就是為什麼弗里曼所寫《血色之地》，其封面副標題會是「國會暴力──通往內戰之路」（Violence in Congress and the Road to Civil War）。

國會既是最高民意機關，意謂它和民意之間經常呈現相當的連動性，一方面國會議員反映了選民的偏好，國會本身實則也相當程度會引領民意走向，兩相再一併塑造出國家的樣態。弗里曼認為，美國內戰不僅不是憑空出現，「國會暴力」還是重要觸媒，她的《血色之地》，讓人對美國民主運作如何成為國家爆發危機前夕的訊號，有深刻體認。

台灣自新國會成形以來，朝野衝突不斷，委員間的肢體衝突和言語辱罵都在升級，名義上是為審理法案，現實中，那就是藍綠政黨對立不斷加深的表現，而原本我們所看到的，或許僅是台灣「新國會」重返叢林的現象，近日，根據一段影片，穿著有備而來的國民黨立委陳玉珍，為了阻擋民進黨立委吳思瑤進入會議室，竟然直接在國會走廊上沿途橫擋其去路，畫面相當不堪，陳玉珍舉手投足，已彷若街頭地痞無賴，而就她念念有詞「對啊，走廊是大家的…那天我在走廊上也被你們偷拍（她日前在民進黨團記者會外俯身側耳被拍到）」，可以理解，陳玉珍當下無疑是一併針對吳思瑤進行「個人報復」，她的方式，便直接讓人聯想到當年格雷夫斯向西利提出的「決鬥」。所幸吳思瑤選擇轉身離開，未令國會出現另一段無謂的扭打。

參照弗里曼的《血色之地》，我們確實不能忽視國會議員的言行，終究導致美國內戰的警惕。不過，「陳玉珍模式」顯然受到其政黨支持者一定程度的歡迎，否則她何以甘冒不諱，一步步踩踏國會議員交涉分寸的警戒線？在一切還沒惡化到無藥可救之前，或許所謂「國會改革」，應先提出一套台版的「反決鬥」方案。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