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美論」的作用之下,使得川普「付費論」的恐慌加深對「棄台論」的疑慮。(美聯社)
2024年7月16日,川普接受《彭博商業周刊》記者庫克(Nancy Cook)問及台灣議題時,直言台灣奪走美國的晶片事業,若台灣要美國提供保護應該付錢。(stole our chip business and should pay for defense.)此言一出讓台股震動,也讓台灣的「疑美論」再次發酵。
「疑美論」的作用之下,使得「付費論」的恐慌加深對「棄台論」的疑慮,但是從近年西方國家與中國的關係,以及美國歷史上與盟邦分攤責任的案例,「付費」不一定是件壞事,有條件的付費還能建構彼此的身份認同。
美國各界討論防衛台灣與否的爭論甚久,肯恩(Paul V. Kane)曾於2011年在《紐約時報》投書「救經濟,棄台灣」(To Save Our Economy, Ditch Taiwan)。多次宣揚「棄台論」的格拉瑟(Charles Glaser),最近一次是在2021《外交事務》指出,再度提倡美國應該放棄台灣,並撤回對台灣安全的承諾,以避免美中衝突,卻是受到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卜睿哲(Richard Bush)和戴傑(Jacques deLisle)等不分世代的學者批評。
在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無論是口誤或是無心,至少提過四次保衛台灣的言論,雖然事後白宮幕僚和國務院會進行澄清,但是至少在近年的美國主流意見是少見「棄台論」的意見。2013年時,「攻勢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也同樣提及「棄台論」。但是在2022年米氏來台時,卻一改以往的口徑,相信美國將為台灣提供軍援,日本和澳洲也會在協防台灣發揮作用。從官方到民間,美國雖然沒有明白表示「保台」的承諾,但是負向的「棄台論」至少較十年前退縮。
「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與近年提出的「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2018)、「台灣政策法」(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法案,一部分彌補了台灣關係法的消極層面,同時也表現在歐巴馬任內末期以來,美國轉向重視印太戰略的一系列戰略設計。因此,「棄台論」與美國的戰略現實逐漸發生矛盾也站不住腳,即使是川普的「付費論」也不過是以美國的立場闡述如何顧及美國自身利益,並非是要捨棄台灣。
2022年的俄烏戰爭再起,使得美國和中俄的關係較以往惡化。成立之初便在圍堵中國的AUKUS之外,老牌的集體安全組織北約也在這幾年的峰會將中國視為討論議題,慕尼黑安全會議也難釋放善意。在西方外交敘事的修辭,中國與「系統性挑戰」(systemic challenges)、「脫鉤」(decoupling)和「去風險」(de-risking)這些負面詞彙呈現正相關的連結。美國也在2023年通過「結束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法」(Ending China's Developing Nation Status Act)。
如今的中國在西方眼裡,已不再是冷戰期間牽制俄國的必要結構,中國已是美國眼中的一個發展中國家,與中國貿易密切的歐盟也稱之為「系統性競爭對手」。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好感度不佳,皮尤中心在2024年5月最新的調查中81%美國成年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其中 43% 的人持非常負面的看法。國際社會對台灣的認同在近年相形提升不少,雖然不能直接影響承諾保衛台灣的決策,但確實是屢遭「被斷交」的台灣需要的友善國際氛圍。
回到外交政策的實務層面,保衛台灣不只是讓美國或西方國家認識到台灣的價值,若沒有實際的紐帶作為共同的政治投資,即使在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身份逐漸開始出現變化,也未必能獲得西方國家或潛在盟友的認同。在西方歷史上盟友之間共享資源,或是取得對價關係的合作也非孤例,前三次的十字軍東征就是由拜占庭帝國付費給歐洲騎士,共同在近東地區開疆拓土,強如東正教中心都能持平處理,何況現實主義視角下的台美關係。
川普向台灣提出付費的政治口號在美國歷史上也非是孤例,歷史上少有無故長途跋涉保護盟友利益的案例,即使是作為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盟邦也不能免除。第二次大期間著名的「租借法案」(Lend-Lease),經由物資與技術的共享,幫助美國與英國之間建立極為緊密的關係,以及霸權治世的和平轉移。
根據租借法案交付的物資是免費提供的,在歸還或銷毀之前一直使用,實際上並非無償,甚至是以其他形式抵償。英國取得的部分物資後來以公債的形式到2006年才償還,二戰期間還提供腔體磁控管(Cavity magnetron,當時高效雷達的關鍵技術),惠特爾(Frank Whittle)的先進噴射發動機技術。其他還有陀螺儀與增壓器等技術,從當時的科技水平來看這些技術的價值,都不是輕描淡寫的以租借的修辭帶過。
美國盟國之間也有「反向租借法案」(Reverse Lend-Lease),主要也是由英聯邦各國向美國提供設備和服務。 1943 年 11 月11日,羅斯福總統向國會提交的報告中提到:「英聯邦向美國提供反向租借援助,以及從英國與其殖民地出口材料和食品至美國與相關機構的計劃,這些貢獻在前線為保衛美國據有一席之地。」即使在遠離戰場的紐西蘭,1945到46年之間,提供援助的價值超過從租借法案的物資。
倘若真要對台灣採取某種程度的「付費」,租借法案的模式或可做為參考,而台灣能夠提出的條件恐怕也只有半導體產業。若能比照二戰時期美英雙方的互惠模式,由台灣購買公債和或是參與美國特定的策略性產業投資計劃,反之由美國與台灣研擬一個類似於「非北約盟友計劃」(Major non-NATO ally)的法案,即使美國沒有和台灣正式建交,兩國之間的關係也只差在法律與條約的關鍵一紙。
若要以戰略物資相互援助的形式化解「付費論」的疑美聲浪,美台之間的蒙特瑞會談(Monterey Talks)會是一個合適的平台,同時也能推動更具體綑綁美台安全關係的法案。正當美台之間有共識強化台灣安全的投資與準備,台灣也應主動出擊把握機會,獲取更多以往未能取得的戰略資源與先進載台。如果兩岸和平對話已無法靠政治層面解決,在有限時間內的生存賽局中做出更負責任的準備,或許是必然得面對的現實。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