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中全會已經結束，全會公報以及《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和習近平對《決定》的說明均已發佈，從上述三份檔、還有中共當局舉辦的新聞發佈會對三中全會精神的解讀來看，可以對此次三中全會下一個斷語，所謂改革，是一場「虛張聲勢」的造勢。

10年前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決定》發佈前後，輿論經歷了一個戲劇性變化，從對會議的失望到認為《決定》是一個難得的改革方案，但是，這次三中全會卻沒有重演這個輿論效應，《決定》公佈後，社會情緒沒有反轉。原因在於，今天的時空背景和黨內黨外狀況和10年前相比，有了本質變化。10年前，雖然當局的治國路線和方針已經初步展露出它的集中和左轉取向，但那時領導人的權力權威尚未建立起來，當局內部主張改革的力量還較大，尤其經濟部門的官員多數由江、胡時期改革色彩比較明顯的官僚出任，社會對改革的呼聲也比現在強。此種情形下，一個權力和地位還不是很鞏固的領導人，要贏得改革派的支持，就得附和和贊同改革派的路線和政策主張，出臺反映社會真實需求的改革舉措。
 

然而，經過10年的反腐、政治整肅、黨內改造和社會重建，領導人取得近乎絕對控制的權力，江、胡時代的改革力量已被邊緣化，在政治主張和國家政策中不處決策地位，即使有些官員有改革想法，在所謂集中統一的領導體制下，也不敢或不願提出。另外，從社會的整體氛圍看，儘管改革呼聲仍然存在，可反對改革，認為無須改革的勢力也很大，甚至大過前者，這導致真實改革的迫切性大為下降，但當局之所以還高舉「改革」旗號，更多是一種宣傳話語的慣性使然，以此表明自己是改革事業的繼承者。
 

中國改革在過去10年破產了一次

可以從過去10年的所謂「改革」進程來觀察這點。在中宣部舉辦的解讀三中全會精神的新聞發佈會上，中央改革辦副主任穆虹列舉了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由改革帶來的中國五個方面的突出變化：一是鞏固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根本制度日益鞏固，基本制度不斷完善，重要制度創新取得豐碩成果；二是為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推動中國經濟邁上高品質發展之路；三是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準進一步提升；四是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續增強；五是推動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有力。比照中國現實，這五個方面都是不實之詞，特別是二、三、四點和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景完全背道而馳，人們可以追問，時下的經濟困局是怎麼來的？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了提高嗎？人民群眾的「三感」真的持續增強了？由此可見，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部署在過去10年並沒有去做，當局宣稱的改革，不是三中全會謀劃的改革。
 

從這一角度言，改革實際已破產了一次，那麼，由同一人第二次主導的改革也就很難讓人相信會搞出新花樣，回歸市場理解和需要的改革。而當局仍要隆重打出改革牌，原因是過去五年特別是最近三年整體經濟形勢在持續惡化，社會對未來的信心匱乏，讓當局不得不打改革的「主意」，借改革在中國的某種天然合法性，引來市場信心的恢復。領導人在就《決定》所作的說明中，就坦率承認這點，表示三中全會研究進一步全面改革，首要考慮是凝聚人心、彙聚力量。當然，當局也認為或期待改革能夠起到作用。
 

但是，在整個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重組後，要重啟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改革，又談何容易。不是改變一種管理手段、廢除一些過時的制度，做某種政治性的改革宣示，就是市場需要的改革。真正的市場化改革，是在市場和政府的權力關係上，收縮政府權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換言之，任何市場化改革，都是政府放權而不是擴權，雖然不排除在某些領域由於市場主體的複雜性可以適當擴大監管權，但改革的價值取向和整體部署一定是政府放權於社會和市場主體。以此衡量，任何擴大政府權力的改革都不能叫改革，如果一定認為它是改革，那也是「偽改革」。
 

肉麻頌揚是要掩蓋實質改革的貧乏
 

用此標準來對照這次經濟改革，目標是全面建成高水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什麼是高水準市場經濟體制？按照一般的理解，無疑是要讓市場在經濟發展中起到真正的決定性作用，以及建立在市場基礎上的完備的制度法規體系和基於市場規則的管理手段和方式。但從中財辦副主任韓文秀在發佈會的解讀和《決定》來看，在某些方面，如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係，適當向地方傾斜，增加地方自主財力，但《決定》的整體，並未見明顯的政府放權，雖然強調「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可也表示對市場和各經濟主體，要既「放得活」又「管得住」。這當然是個良好願望，然而，由於這兩者本身是衝突的，需要高超的調控藝術，在現實中很可能變成「管得住」卻「放不活」，因為在党管一切、政府權力基本不受制約的體制裡，政府天然傾向于「管得住」，除非監管者在「放得活」中能夠得到巨大利益。

鄧小平時代的改革能夠取得成功，關鍵的一點是放權，當然同時也伴生嚴重腐敗。現在在反腐下，腐敗看起來少了點，但官員也沒有積極性去謀發展。必須強調，放權不單單是政府對市場和社會的放權，也是黨權的放開。在中國的一黨體制下，黨權是更重要的權力，而在過去，黨政分開，党重點管意識形態和幹部人事，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管理權力交給政府。可如今，不但經濟決策大權，甚至一部分經濟管理權也收歸於黨，而黨又出於意識形態和確保統治的考慮，變得比政府更保守。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市場叫好的改革方案在現實中何以走樣變形的制度因素。
 

這種情況在二十大後變得更嚴峻，因為領導人不但要為黨的萬年統治考慮，更要為自己的政權穩固考慮，後者是第一位的因素。所以，外界看到，《決定》在很多方面，尤其非經濟領域的改革部署上，黨和政府的權力並未收縮，當局也把党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確立為改革必須堅守的首位原則。在這個原則的限定下，當市場化的改革威脅其統治利益，產生衝突，允許它走多遠，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當局以又一「重要綱領性文獻」來稱呼此次三中全會出臺的改革《決定》。之前，當局將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相提並論，兩者的改革都是「劃時代」的，言下之意，這次《決定》所規劃的改革，也是劃時代的。這種肉麻的頌揚，掩蓋了實質改革內容的貧乏，顯示這次三中全會的「改革」，不過是「虛張聲勢」。

※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曾在中國做過記者，現居美國，作者本人這樣介紹自己說：曾經在體制的邊緣，因而更能洞察所謂「新時代」的荒謬。本文轉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