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世界上最著名的人權抗爭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成為全球關注的重心。一方面是因為他的驟逝，另一方面由於劉曉波早些年的政治理念與其故去後的政治遺產也將深刻影響著中國變革。

用劉曉波2000年給友人廖亦武的書信大概意思是，中國缺乏哈維爾，缺乏燃燒的蠟燭，以此來照亮這個民族勇氣。原話是：「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上的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

時至今日，如果對應16年前這番話，可以說劉曉波踐行了自己的誓言，成為中國乃至國際上的思想與行動巨人。當然，在他最後的時間裡，國內外關注他的人，無不期望他能在死亡的路途中，能享有起碼的人道與自由，而這種稍微具備一絲人性的期望，最終在政治的碾壓面前變得一文不值。

這就是政治，這就是現實，這就是極權與正常道義間的不可相容。劉曉波的理念道義，不管是生前還是以後，都讓他成為中國各方面反對派陣營裡最容易接受的那個人。或許可以說，在劉曉波曾經的時代裡，他的非暴力和平與政治主張可能是欣欣向榮的，但劉曉波被捕之後，尤其是最近幾年，則表示著那個時代早就破產了，和平非理性更多是鄉愿。

羅馬城非一天造成的，極權也是如此。實際上，從1949至今，尤其是經過中間的各種運動到1989年事件（天安門），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是外界清晰能夠看到的一條主軸。而這個主軸顯然是不可能靠道德感召力所能感染感動的。

在此時刻，看著病房裡生命垂危的劉曉波照片，人們的憤怒與血性是溢於言表。為什麼迫害這樣的一個理性的好人？為什麼這樣殘暴傷害他的家人？為什麼最後想要的自由沒有人道的支持？

是的。或許正是由於劉曉波一直以來強烈的人道主義訴求，體制對其活著離開才產生了巨大的擔憂，因為劉曉波活著出國，則無法控制言論，人們更是歸咎於坐牢的迫害。反過來說，體制是恐懼道義上的巨人劉曉波，所以更不可能放其生路。

劉曉波在道義與政治反對上，還有一個比較引發爭議的是他的「我沒有敵人」，我曾經專門就此寫過文章，一體兩面來看，對體制的誤判，在2008年包括此前，民間都充滿了樂觀之情，這並不奇怪。

誤判可以說是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成長經驗。又或者如一些朋友給劉曉波「我沒有敵人」下的定論是哲學層面，他戰勝了自己，也就無所謂敵人。我批評的不是當時的劉曉波觀念，恰恰批評的是今天如果站在政治反對上，要全部否定「我沒有敵人」。活著的肉體是自己的，活著的敵人也是清晰可見的。

如果更清晰來說，我們今天恰恰需要用劉曉波當年的「我沒有敵人」來控訴以及反對今天的「我沒有敵人」，因為敵人已經把劉曉波折磨至此。

劉曉波的道義與政治反對，在我看來，最主要是集中在他本人所說的「用積極自由來爭取消極自由」，這才是真正的政治反對源點。如果人們不去抗爭、不去追求一種自由的權利，當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一種不被人干涉的自由。

去年楊絳去世時，中國國內外一些學者曾經為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展開探討，有些學者認為，作為楊絳有一種躲在書屋裡不關注現實社會的消極自由。至少從中國現實來說，這種對消極自由的理解，顯然是非常片面非常可笑的。如同一個人在極權壓迫下選擇坐井觀天，說自己有坐井觀天的權利。

歸結來說，劉曉波道義所支撐起的政治反對，在他以後，有些觀念理念必然會隨著他被迫害發生劇烈變化，比如「我沒有敵人」今後應該是沒有現實市場的。更主要層面，劉曉波的政治反對，必將引領這個國家的變革更進一步，比如爭取更大的積極自由，這一點是觀察劉曉波影響力切勿輕視的，這個力量看似弱小，而一旦發酵，則有席捲天地之力。

※作者為香港政治評論家

【延伸閱讀】

●羅世宏專欄：中國民主正在失去一位重要領路人

●社評：沒有敵人的劉曉波

●莫之許：審判劉曉波之後的憲章運動

●《零八憲章》不是公車上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