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16日針對健保點值議題，以主決議方式要求衛福部於明年6月底前，達到健保平均點值1點0.95元，預估有700億元的健保缺口，衛福部坦言，若要達到目標，財源挑戰非常大。然而針對如何擴大財源收入，本月初健保署在討論癌藥基金，拋出「酒品健康捐」的構想卻引起酒業反彈，透過引導輿論主張課徵酒捐是「拿小老百姓開刀」。行政院院長卓榮泰隨即表示，癌藥基金來源將排除酒捐。然隨之而來的九大協會聯名建議政府開徵酒捐，不禁讓人質疑政院的決定是否過於輕率？

烈酒捐形同富人稅  具備易於課徵、促進健康，兼顧社會正義三大優點

依據經濟部2023年的統計資料顯示，隨著國人收入增加，高價烈酒類的總需求量和接受度提高，每年平均需求量相當於300座國際標準泳池的蓄水量。進口烈酒更是成為台灣飲酒文化的重要核心，僅單就威士忌一年進口值就達到168億元，是所有酒類的冠軍。

國外亦有研究指出，收入高低與飲酒習慣之間存在顯著關係，收入越高者，酒精消費量與金額也越高。2021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出版的《降低有害飲酒》（Preventing Harmful Alcohol Use）中提到，OECD的三十幾個工業先進國家中，高收入群體通常比低收入群體更有可能有每週飲酒和暴飲習慣。根據英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2021年的全民健康調查，家庭收入增加越多的英國男性和女性，他們的每週酒精飲用也越高。超過政府建議酒精健康飲用範圍的男性，占最高收入家庭的33%，而女性占最高收入家庭的24%。意即，英國最高收入者中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是酒精高消費者。

一方面，在社會健康成本逐漸提高之際，健康捐對於這些高價酒品的消費者來說並非高額負擔，更不會影響如啤酒、米酒、紅酒、白酒、水果酒或香檳等一般民生用酒；此外，高價烈酒進口與製造源頭較為特定且定義明確，例如特定酒精濃度以上或限制一次以上蒸餾工法等，因此稅捐課徵的行政成本與社會代價相對較低。更重要的，課徵高價烈酒捐可視為一種社會資產重分配的過程，更是一種深具社會正義意涵的富人稅，值得政府深思評估。

菸酒同為社會成本  政府對酒害管制卻遠不及菸品

根據國家衛生研究院與衛福部2017年的國民健康訪問調查，隨著教育程度與所得的提高，未曾飲酒的比率逐漸降低，意即有飲酒的人比例增加。然菸酒同為對人體有害之物，菸捐自2002年課徵至今，其政策成效相當顯著，不僅減少吸菸人口比例，也降低國人暴露於二手菸環境的機率。不論是從健康風險、醫療負擔還是社會影響，吸菸所造成的問題都被納入了社會的成本效益計算裡，然而當前政府對酒類的管制卻不及菸品，也使得酒品的社會成本計算時常被忽略，包含飲酒本身會產生的健康問題，以及飲酒後的酒駕、家暴、性犯罪等事件，其衝擊的不僅是飲酒者本身的健康及他人的安全，更加重整體公衛醫療照護體系的負擔。

根據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等九大公協會針對酒捐議題所發之聲明稿指出，酒品帶來的健康損失高達534億元，酒類稅收卻僅有259億元，完全是酒商賺一元，健保需賠兩元的情況，國家的健康損失由全體包括不飲酒的人民負擔，其對公共政策的衝擊和社會公平性令人質疑。

烈酒捐稅基穩定  是穩定的健保長期財務來源

菸捐做為菸害防制的政策工具，雖然成功降低國人吸菸率，但面對逐年減少的吸菸人口，菸捐收入也因此受影響，近期甚至有立委呼籲應盡快開放加熱菸補足稅收，此一主張顯然與菸害防制初衷不符，甚至本末倒置。反之，酒捐與菸捐相比卻是相對穩定的財源，尤其有錢人對於烈酒的需求非常執著，需求彈性小，課徵烈酒捐不容易造成酒品市場的大幅波動。

根據淡江大學韓幸紋教授的研究，酒捐是相當穩定的財源，若課徵健保收入將多出160億元，課徵酒品健康捐不僅能擴大健保財源，也能推動社會公平，減少酒精對公共健康和社會的成本。日本就針對不同的酒類就有不同的課稅標準，在不影響的情況民生的情況下，針對高價酒品課徵健康稅費，能促進社會福祉。

※作者從事公益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