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C（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創立於2020年6月4日，是一個由英國保守黨前黨魁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發起的國際組織。創始會員國來自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及歐洲議會等國家，目前已有35個國家或政治體的250名議員參與。IPAC認為，中國的崛起及其日益獨裁的趨勢，讓民主制度及人權價值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脅，因此希望通過各國合作來制止中國崛起之下所產生的各種負面問題。

IPAC曾經在義大利羅馬、美國華府、捷克布拉格舉辦峰會，今年第4屆峰會首度擇定台北舉行，共有23國、49位議員及政要來台，是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跨國議員訪團。但中國共產黨將IPAC視為眼中釘，中國國安部不但對它發動的數百次的網路攻擊，還恫嚇不同國家的國會議員不能來台灣參與峰會。荷蘭國會眾議員帕特諾特（Jan Paternotte）為此公開說，「我還是來了……我不能讓中國決定我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中國共產黨會施壓他國議員別來台灣參加IPAC峰會，當然也會把腦子動到台灣內部的政黨身上。被問及要不要參加IPAC峰會，國民黨團總是顧左右而言他；先是聲稱黨團沒受邀，接著說開放黨團成員參與，直到外界拿出立院邀請公文後，又宣稱這是秘書處用密件發文，只是總召傅崐萁裁示不出席。最後，沒有任何一名國民黨立委參與這場在台灣舉行的跨國國會議員大會。

媒體人黃暐翰批評國民黨集體缺席IPAC的決定，他說：「國民黨連『民主、自由、人權』與『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都不敢表態了，還談什麼反併吞？還怎麼有可能重返執政？」我認為黃暐翰的這段批評言重了，國民黨的問題不在於它「不支持民主自由人權」，也不在於它「反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國民黨的問題在於它長期在野之後的匱乏與恐懼，導致這個黨的從政黨員養成一種不要惹事、盲目從眾的和稀泥心態。

一個明顯的證據是，國民黨及其支持的媒體將IPAC標籤為一個「反中」、「反華」的組織，認為國民黨不需要「蹭」西方各國集體抗中的一時熱度，反而傷害自己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但姑且不論IPAC的價值與宗旨跟「反中」完全兩碼事，就算從政黨競爭的角度，開放參與IPAC不就是調和國民黨親中形象最有用的方式？很難相信這個國會最大黨竟智不及此，更難相信的是53名國民黨立委竟無人挑戰這項黨團禁令，任令親中標籤貼在自己額頭上。

其實，不只是IPAC，日前惹得沸沸揚揚的國會改革立法案也是國民黨這種「集體噤聲」下的產物。早在憲法法庭宣告暫時處分之前，台灣的法律學界、律師界以及各方輿論都不斷提醒此案有明顯違憲擴權的疑慮，但53名國民黨立委置若罔聞，從法案二三讀或覆議投票都「團進團出」，沒人發出異議，整個黨團宛若一台衝向懸崖的失速列車，最後不但白忙一場，更造成政黨支持度大跌。

國民黨黨內當然有人反對這種集體缺席IPAC的作法，就如同53名黨籍立委一定也有人對這本國會擴權法案感到疑慮。只是，這個政黨害怕吵架，害怕分裂，害怕外界認為國民黨不團結，於是選擇集體噤聲。其所造成的後果是，團體內的中道意見不見了，偏激的想法卻一呼百諾躍升為主流；就算黨內真的還有人不想「親中」，不想「違憲」，最後還是讓「親中」、「違憲」的邊緣意見代表自己。

根據本報獨家報導，國民黨之所以不出席這場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跨國議員訪問團大會，是因為中國台辦系統及統戰部直接對國民黨立委展開遊說，甚至警告國民黨立委若出席這場峰會，將中斷往後的後續國共各層級交流。如果說外國議員無畏中共打壓，不遠千里來台參加IPAC是「不讓中國決定我可以做什麼」，那國民黨就是用自己的具體行動證明「共產黨可以決定我的紅線在哪裡」。對此，許多急著成為兩岸買辦的藍營公職或許剛好適得其所，但不知盧秀燕、蔣萬安這些可能投入總統大選的接班梯隊，將來如何買單這些黨籍同志的言行？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