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歐洲許多運動賽事便面臨了一個棘手問題：發動戰爭的俄羅斯能不能參加比賽？如果不准，是否等同剝奪了「運動員」的權利？

於是，多個體壇組織最後研議出折衝辦法，即拒絕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白俄羅斯支持俄羅斯發動戰爭）「國家隊」，但允許選手以「個人」身分出場（不得配戴任何關於國家標誌的圖章和旗幟），本屆奧運也沿用了這套規定，例如俄羅斯網球員丹尼爾·梅德韋傑夫就是藉登記為「AIN」（Athlete Individuel Neutre／個人中立運動員）的方式出賽。

發動戰爭國家不得參加比賽，和近代「體育賽事」另被視為人類和平催化劑有關，如同跨國智庫經濟和平研究所（IEP）曾提出的報告所寫：「體育強調公平競爭、團隊合作和彼此尊重，概括了這些條件，（運動場）自然成為和平社會的縮影」，甚而，國際賽事不容否認也存在某種程度外交工具性質，尤其運動員之間的友誼競爭，對促進國與國和平共處也有正面作用。基於現代體育競技內含「追求（維護）和平」的目的，不讓俄羅斯、白俄羅斯國家隊出賽，道理就在這裡。

回到「個人」，又因為運動員從平日訓練到比賽，其努力、奮鬥不懈，除了是體育精神的展演，更是無論性別、種族、民族、性取向皆為平等的最好詮釋，因此如果某位運動員因本身之外的理由被剝奪機會，無疑是對歧視、偏見創造條件，亦破壞了體育的平等精神，因而才有「AIN」這一設計。

不過，即使禁止俄羅斯、白俄羅斯「國家隊」出場，再以「AIN」方式避免了對個別運動員的「國籍歧視」，但站在「被侵略」一方的烏克蘭，自2022年以來，令其運動員最沮喪的一件事，就是不得不在場上面對來自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選手。

去年6月，烏俄戰爭未歇，溫布頓網球公開賽上，來自基輔的科斯秋克便拒絕和白俄羅斯選手薩巴倫卡在賽前「禮貌性致意」。通常情況，這一舉動當然有違運動家精神，科斯秋克確實因此得到部分場邊觀眾的噓聲。不過，賽後薩巴倫卡卻反過來譴責那些「噓」科斯秋克的人，她說：「關於戰爭，我說過很多很多次了，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俄羅斯、白俄羅斯運動員支持戰爭，」並表示她能理解為什麼科斯秋克不願和她握手。

更早之前，另一名烏克蘭選手楚連科則是在賽後拒絕和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選手握手，還以「個人因素」退出接下來和薩巴倫卡的比賽。當時女網世界排名第一的斯維泰克馬上聲援她說：「我尊重烏克蘭選手的決定，因為如果一枚炸彈落在我的國家，或者我的家被摧毀，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應對，」同時強調「我們在網球領域討論的一切都是關於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球員（權益），」「我們應該給烏克蘭球員更多支持才對。」

回到本屆奧運男雙羽球冠軍賽，台灣選手李洋、王齊麟最終擊敗了中國組合梁偉鏗、王昶，勝出的一刻豈止全台沸騰，海外的台灣人也同感振奮。理由很多，包括金牌的滋味很美；「麟洋配」竟贏過世界排名第一的組合；「麟洋配」蟬聯奧運男雙羽球冠軍，創了紀錄，凡此種種，卻又不能以為這當中沒有台灣、中國之間特殊的情境因素。

首先，台灣必須以「中華台北」之名出賽，金牌升旗是升特製的梅花旗（非國旗），播放的是國旗歌，以及，奧運會場還特別標示，唯三面國旗不得攜帶進場（俄羅斯、白俄羅斯、中華民國），沒有人會不知道這皆是「中國」使力所然。再者，中國且由「專人」在觀眾席扮演「無牌糾察隊」，要不向大會工作人員檢舉台灣觀眾加油旗幟，要不直接將台灣觀眾的加油標語搶走。縱使兩岸關係不到烏俄的地步（台灣選手和中國選手依然保有運動場上的風度互動），但多數台灣人對「中國人」三字，至少在這次奧運場上，「新仇加舊恨」，不可能有太多正面評價。

但當台灣摘金，國民黨立委翁曉玲卻是立刻在微信（中國社群媒體）寫下「麟洋配是中國人的驕傲」，之後索性直接追溯到「不管誰贏都是炎黃子孫」，相當莫名所以。今天，就算有為數不少俄羅斯人一直堅稱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是同一民族，只因蘇聯解體而被人為地分開，也不至於有任何俄羅斯人會挑這個時候，在運動場上，用如此反賽場現實常識的言行，強行嫁接個人政治認同。從翁曉玲言行引起的反感來看，她對「中國人」三字造成的恐怕只有反效果。

奧運賽前，政大選研中心6月才公布一份長期關於台灣人認同的趨勢民調，顯示不只認為自己「純粹是中國人」的比例已低到2.2%，認為自己「（僅）是台灣人」（64.3%）和「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30.4%）的差距也在持續拉大中。經此奧運一役，在翁曉玲這類「總加速師」的推波助瀾下，投射到台灣人認同的辯證，未來那幾條線會繼續怎麼走，應當是很清楚的。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