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觀察到，台灣人在奧運期間很團結，能夠一起支持拳擊國手林郁婷，一起因為她所承受的霸凌而感到憤慨，也一起因為她的勝利──以及她的韌性、她的善良──而感到光榮。許多人也都觀察到，這是我們台灣人展現團結的正面案例，即使拳擊在台灣稱不上熱門運動，又即使她所承受的打壓牽涉到大眾普遍陌生的性別議題，但團結的精神依然能促使我們一起為林郁婷而感動。

而以這樣的觀察為基礎，在林郁婷歸國之後，這件事情或許可以反過來思考：在因為團結而力挺林郁婷之後，我們是否又能從力挺林郁婷的經驗而更懂得該怎麼團結？能否有一些更長期的、正面的元素，持續留在台灣的文化裏頭？

畢竟，台灣人是能團結的，也是想團結的，但把我們好好連結起來的「膠水」卻經常太薄弱，也太容易只能聚合一部分的人。絕大多數人固然都認同台灣，但不同陣營對「台灣意識」、「台灣價值」甚至「台灣認同」都有很不一樣的談法，讓這一切在許多人眼中仍然是「爭議議題」。同理，「中華」與「中華民國」相關的所有象徵同樣能激起一些人的熱情，但也無可避免地引起另一些人的厭惡，另外還有很大的一群人則是徹底無感。甚至，就連談論追求民主或經濟建設的歷史，也都非常容易「三句不離政黨」，因而難以團結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更讓眾多不那麼關注政治、不想陷入爭吵的人失去興趣。姑且不論誰對誰錯，也姑且不論我們希望二、三十年後的理想發展為何，在此時此刻就結果論，我們就是沒有夠好的團結基礎，就是缺乏夠有效、夠多人能夠接受的「膠水」。

我們需要新的膠水，而「一起支持林郁婷的記憶」是一個很好的思考線索──在我們的共同經驗裡頭，我們最喜歡什麼時候的自己？我們多數人所共同認可的、可以團結台灣人的故事長什麼樣子？我們台灣人最該用以自我提醒的理念，或者套句英文俗語，也就是我們心裡「更好的天使」（better angel）又該長什麼樣子？

團結不只是為了彼此關照，更是為了防止政治極化

但在討論此一問題之前，一些人可能會質疑：團結真的必要嗎？這種集體的亢奮或許感覺很好，但真的有長期的建設性嗎？歷史上各國許多恐怖的暴力，許多歧視和偏見，不也正來自所謂的團結嗎？這些都是合理的質疑，但也都不是「不需要團結」的理由，反而是「要以更好的方式團結」的原因。

關於團結為何重要，一項最經典的答案就是促成人們彼此關照、共同承擔。舉例來說，面對其他國家的嚴重天災，台灣人也常會依照自己的能力選擇主動捐款，但當花蓮發生震災，多數台灣人會都理所當然地接受「自己的納稅錢」應該立刻用於救援和重建，甚至還會問這樣錢夠不夠，需不需要額外再捐。或許理想上，世界上全人類都應該這樣彼此照應，但這在現實上並不可能，也沒有一個世界政府能夠有效規劃這樣的事情。除非我們要退回各個小社區內部的守望相助，否則這種「跟我國政府有效治理區域」相同範圍的團結感，恰是人們可以一起承擔風險、一起互相幫助的必要基礎。

但團結的效果還不只於此。良好的民主政治需要公民們一定程度的團結，讓大家相信「我可以恨透你所支持的政治人物，但我不會立刻痛恨你」。多位分析家都指出，美國這半世紀以來團結感逐漸瓦解，促使政治變得更加極化。缺乏團結感的人們更容易對其他政黨的支持者產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主觀認知，預設他們非蠢即壞。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今日美國自由派多半認為保守派都是憤怒的種族主義者，保守派也高比率認定自由派都是偏激而不愛國的叛徒。而這不是所謂「同溫層現象」能夠解釋的：人們在網路上仍然經常看到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人，但當人們沒有感受到「有更重要的事情團結我們」，就會更容易偏概全，認為自己看到的那些最極端、最噁心、最刻意挑起爭議的網友就代表對方整個陣營。回到此刻台灣，去聽藍、綠、白乃至「中立選民」對各黨的印象，都會聽到「偏激」、「盲從」、「被帶風向」、「沒有常識」等用詞，正預示了這樣的危機。

這是危險的，而且也是極度可惜的，因為台灣絕對有團結的條件，絕對能說「我們有不同立場，但讓我們團結的那些事其實更加強大」。政大選研中心長期調查顯示，30年來支持與中國「統一」的都是極端少數立場。最新民調中，支持「儘快統一」的比率不到2%，而「偏向統一」亦僅5%。《美麗島電子報》4月民調也顯示，有壓倒性多數、超過4分之3的民眾明確支持「兩岸是兩個不同國家」。而信譽卓著的跨國比較調查《世界價值觀問卷》更顯示，對於「我們當然都希望不會再有戰爭。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話，您會願意為保衛國家而戰嗎？」，同樣有破4分之3的民眾回答「願意」為國家而戰，甚至高於南韓（67.4%）和烏克蘭（56.9%）。此外，在社會價值上，行政院本年度委託民調顯示有7成民眾明確支持同性婚姻，支持同性配偶收養小孩的比率更高達77%；《世界價值觀問卷》也顯示，認為男人比女人更適合擔任政治領導者的比率更已低到2成以下。

台灣分明有對外反對併吞、對內支持平等的原則性共識，但太多人卻都誤以為自己和投給其他候選人的數百萬公民都沒有共識。而正是這樣的誤會，讓某些無良的政治人物和意見領袖得以持續煽動。畢竟，只要把不同立場的一般人都標示為愚昧或者邪惡，自然也就不必真正費心理解「為什麼有些人還沒被我們說服」，遑論訴諸共同利益、共享價值。無法團結的公民，就容易促成煽動和極化的政治。

支持林郁婷時，我們支持的是最理想化的自己

但到底什麼能夠有效團結台灣人，又不會把台灣人變成自欺欺人、囂張跋扈的戰狼呢？「一起支持林郁婷」是個很好的範例。

在支持林郁婷時，我們台灣人支持的「德行」是什麼？當然，社會上有許多說法，其中一些近乎「瞎挺」，完全搞錯基礎事實，甚至訴諸性別歧視，一味強調林郁婷在哪些方面「其實表現得很像」傳統印象中的典型女性，等而下之者還會去攻擊「其他選手才不像女的」，當然不足為訓。

但在最好、最正面的例子裡，我們支持的是不卑不亢；是清楚辨認出惡意，不必鄉愿但也不被仇恨吞噬，用實力證明自己。同時，我們所肯定的，是即使對手曾經挑釁，在領獎台上我們還是會和對方分享舞台，甚至主動出手幫對方整理衣領。在這個最好的版本裡，「台灣故事」是一個關於不被惡意打倒的故事，是知道「堅持做自己」代表的是韌性而非挑釁，也是一個關於「保持善良」的故事。

這是不是一個過於理想化的版本？當然是，而這反倒就是重點所在。這類故事的目的不在於忠實代表這段期間的所有聲音，而在於提醒我們台灣人「能夠一起做到多好」。

一個好的團結敘事，需要有一個「更好的天使」：在英國（特別是英格蘭），近日發生反移民、反穆斯林的極右翼暴動，暴徒四處放火，毆打路過的少數族裔和基層警察。這是否代表英國當代社會文化中長期以來最恐怖、最下流的元素？當然是。但民調也同時顯示有壓倒性多數、高達4分之3的英國人相信這些暴動者「讓英國蒙羞」，更有87%的絕大多數相信「暴動後出來清掃街坊」的人才代表「真正的英國」。

顯然，真正的「客觀事實」是這兩群人都是英國政治社會文化的產物；但在「主觀」的層次上，正是由於英國主流政治文化中有「什麼代表真正英國」的理解，有奠基於公平與公共服務等價值的「更好的天使」，才引導了英國公眾怎樣看待這起事件。而正是因此，一整批本來趁勢挑撥的無良政治人物才發現無利可圖，迅速閉嘴，甚至躲起來不敢再接受媒體採訪。

陳念琴的韌性促使更多人看見當前的不義

那麼，怎樣的行為才代表真正的台灣？如果韌性和善良是一個好的主軸，那麼，我們就可以挖掘出更多台灣的故事，去累積出更好的自我理解，去重新發明、重新構築下一階段的台灣理想，我們所能一起做到的、最為美好的樣子。

同樣在本屆的拳擊賽，我們就有陳念琴，也有黃筱雯。黃筱雯的團隊精神已經有不少媒體報導，即使被淘汰也留下來當隊友的陪練員。比較少人知道的是，陳念琴的故事也是韌性與善良的故事，而且還同步提醒著我們「還有很多事必須做得更好」。

在東京奧運晉級時，陳念琴喊著「Pangcah nu wawa!」（我是阿美族的孩子）。和林郁婷相同，這也是一種面對挫折仍然堅持自己是誰，同時堅持用實力說話。所有台灣人都應該能理解身分被剝奪、被打壓是什麼意思，了解為什麼勝利後「喊出自己是誰」不是挑釁，而是韌性的展現。或許，當我們把陳念琴的故事放在「台灣人是誰」的中心時，也有更多的漢人能夠走出遲來的第一步，嘗試理解原住民族此刻在自己的國家內、在自己的土地上仍被打壓的現實，以及陳念琴此一行動背後所表徵的韌性。

而現在，她除了比賽和訓練，還到不同的部落帶孩子打拳，在一篇專訪裡她說「很多原民孩子因家庭的關係有些自卑，如果有個舞台讓他們看見自己的力量，就能表現得更好」，這是一種盡自己的力量多做一些，是一種不只想到自己──這是一種閃閃發光的善良，代表我們「更好的天使」。

許多人以為談「團結」就必然是「相忍為大局」，是不要談少數、弱勢面臨的困境，是要歌功頌德。確實，從以前到現在有太多人打著團結的旗號來「檢討提出問題的人」，但這正是我們要對抗的事情。其實，正是不夠團結的國家，才會擔心談內部問題就會導致社會分崩離析；當我們有足夠的團結，既願意相信彼此即使經驗不同、立場不同也都是「自己人」，也相信「對自己的同胞不義是一件羞恥的事」，才是處理國家內部問題最好的基礎。

處理創傷才有助於自信，而台灣職棒重建就是一個堅持的故事

更廣泛來說，能夠好好處理創傷，其實證明了我們比自己想像得更加團結；而從創傷中重新出發的經驗，又能進一步加強我們的團結。這不只適用於族群問題而已，也適用於其他的創傷。

同樣在體育的領域，對於多數台灣職棒球迷來說，當年假球案的傷痛仍然非常劇烈，即使當年還沒開始看球的球迷都知道那是極度絕望的過去。不過，台灣職棒在一個世代內就能夠成功重建，這其實也是一個關於韌性和善良的台灣故事。

這和過去那種「台灣之光」、「中華健兒」、「還記得那一場比賽」完全不同。棒球迷也許會記得關鍵的攻防，但在球迷之外，那種舊的記憶方式最後經常淪為「贏球是國球」，何況多數球隊都會贏球也會輸球，只談勝利的團結實在太過薄弱。

但即使不是棒球迷，應該都能理解什麼叫做「被黑道叫進辦公室，抽屜打開是一疊鈔票和一把手槍，要你自己選」，也能同理什麼是「我想認真守備，但我的隊友不是故意漏接而已，還刻意把球撥到我沒辦法接的地方」，那種努力無效，那種讓人懷疑堅持善良還有什麼用，以及隨之而來的那種「沒人相信你能成功」。

可是我們當中有些人堅持住了。在一次次「謝謝你們還願意支持」、「我們不但會努力，還會想想可以多努力什麼」當中，職棒從每場平均觀眾不到2千人，到了今日重回歷史高點的6千人，今年甚至有望以超過7千人創下歷史新高。不需要是棒球迷，也能理解這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

說實話，假球案所代表的那種貪婪、那種用現金或用暴力說話的邏輯，是否在今日的台灣各領域仍然不時浮現？當然是。但我們台灣人的肩膀上有沒有「更好的天使」，會去堅持必須正直，也不可以顧影自憐？要搶回主導權，要在絕望當中去相信重建是可能的？被嘲笑、被看衰更要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這當然也是，而台灣職棒就是最好的證明。

更何況，在重建和超越的過程中，藍營和綠營都有政治人物擔任領導和協調的角色，整體而言也都獲得各球團與球迷的肯定，而且在處理相關事務時還都刻意淡化政黨色彩，更降低這則故事被人們認定「只屬於某個陣營」的潛在風險。

從楊逵到殷海光再到性別運動，找到台灣人能共享的政治記憶

而當我們進入更為「政治」的記憶深水區，我們既要扣回韌性與善良的主軸，也要留心「被認定專屬某個陣營」的潛在風險。這也意味著，雖然民進黨在台灣民主運動史當中扮演極其關鍵的角色，但在這個階段，我們必須要發掘更多「不會被連結到今日民進黨」的人物，才能夠將這套故事的作用發揮到最大。如此一來，才更能夠打動不認同民進黨的人，也更能夠讓這套故事儘可能和政黨脫鉤，讓不那麼關注政治、不想碰觸政策爭議的人也能認同，也才更能好好利用學校、公共媒體等較為「中立」的管道。

而台灣史上完全不缺這類的人物。比如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本省」作家楊逵仍不願坐視台灣文化界失聲，努力與外省人、特別是外省知識分子溝通。面對許多「南渡文人」們自以為是來到蠻荒之地（如時任台大文學院院長就說「日本控制台灣半世紀來，此間文學運動早經停頓，吾人固宜戮力耕耘此一荒蕪地帶」），楊逵強調「奴化教育是有的」但「奴化了沒有，是另一個問題」，台灣人有自己的思考和感受，而台灣的文化人更已經有許多成就，不容輕易抹煞。在二二八之後的恐怖與仇恨之中，楊逵和外省作家歌雷合作的《橋》副刊仍企圖搭起互相理解的橋樑。這是不卑不亢，是拒絕被錯誤定義，是知道發聲代表的是韌性而非挑釁；同時，這也是相信一切必須更好，即使冒著極大、極大的風險也要問自己能做什麼──從楊逵、歌雷到林郁婷、陳念琴，雖然時空背景和面對的風險非常不同，但通通都能指向台灣人故事中「更好的天使」。

楊逵和歌雷的故事也牽涉到一個更大的重點：過去，我們因為擔心「撕裂族群」而小心翼翼，但在這個世代，我們應該已經準備好更進一步好好面對這段歷史。中國民主黨組黨的歷史就是其中極為重要的案例：當時，這一群本省和外省的前輩已經被當局公開威脅，形同指控他們叛亂。而他們當中的本省菁英如郭雨新、李萬居、高玉樹、許世賢等全部都見證二二八後的血腥清算，知道已經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至於他們當中的外省菁英如雷震、殷海光、齊世英則面對其他外省同儕的不諒解，指控他們跟「台灣人」領袖合作將威脅他們的地位甚至性命。何況，與改革派友善的胡適等「神主牌」也婉拒入黨，更讓他們失去一大奧援。

他們有一百個打退堂鼓的藉口，但他們卻都只問自己能做什麼。同時，外省背景的殷海光更是深刻體認到族群衝突的源頭，其實是蔣氏政權為了鞏固自身權力而採取的種種作為。相較於空泛的名人偉人、民族英雄，如果更多台灣人知道的是郭雨新、是許世賢、是殷海光，能用他們的故事來思考「台灣人可以做到什麼」，用他們的貢獻來思考台灣人當中「更好的天使」長什麼樣子，對於台灣的政治，以及對於台灣人的團結，都會是最為正面的事情。

在此之外，台灣的政治史上當然還有許多值得聚焦的軸線，都有許多值得談的台灣故事。比如台灣婦女運動、性平運動史中，從救援雛妓到對抗禁孕條款，都能看到最基層的女人勇敢挺身而出，同時看到已經有相當成就的女性自願投入其中。其中，《兩性工作平等法》（後更名《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立法更是奮鬥超過十年，才終於克服工商團體的強力抵制。又比如，葉永鋕遇害的故事在台灣年輕世代之間已經相當普及，但讓這場個人悲劇之所以具有指標意義、之所以能夠推動政策和大眾意識的改變，卻是因為葉永鋕的母親，是因為既上法院討公道、又上街頭鼓勵年輕人的陳君汝。「我救不了我的小孩，我要救跟他一樣的小孩！」，她說──而要說明韌性和善良是什麼意思，再沒有比這句話更好的註腳。

太久太久，各種台灣／中華民國的團結故事都內容空泛不明，又或者太容易被認為只屬於特定陣營。而太多時候、在太多國家，國家的團結意識又都是耀武揚威的，是帝王將相的，是歌功頌德的。但在2024年的台灣，我們必須做得更好，也絕對可以做得更好。我們能夠以更好的方式一起認識自己、團結彼此，去認真構思我們集體「更好的天使」長什麼樣，去說台灣人有我們自己的韌性以及善良──我們要有信心，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