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劉曉波「被肝癌」過世之時，台灣也度過解嚴30週年的紀念日。過程中，有個引人注目的論辯在台灣政壇裡發酵：前總統馬英九指稱，「聽到蔣經國預告將解除戒嚴時，像被電擊一般。」國民黨新任文傳會主委楊永明表示，「解嚴是蔣經國奠定台灣民主最大的貢獻」；兩者都把台灣的民主化歸功於蔣經國。不過，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隨即反批，這是大放厥詞、顛倒是非的說法，「今天的民主、今天的解嚴，絕對不是蔣經國、也絕對不是執政者的恩賜和善意。」

台灣如何在1970年起席捲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過程完成民主轉型的任務，曾經是不少政治社會學者有興味的研究題材。一般而言，認為台灣之所以能順利完成民主化，有三項關鍵性的因素：一、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勢力的支持；二、來自於台灣本土勢力的政治參與壓力；三、威權體制的自我鬆動與解禁。沒有前兩項的壓力，國民黨威權體制不會鬆動；但沒有蔣經國的解嚴，台灣的民主化也不會這麼順利。在歷史的長流裡，的確不能完全排除個人的能動性；但每個政治人物在當下的決定，絕對脫離不了歷史結構的制約。

事實上，國民黨是歷經民主轉型的威權政黨中，卻依舊能膺續執政的極少數案例；也因此，蔣經國的信奉者放大其在解嚴事件的「功績」，並不令人意外。不過，若仔細研究蔣經國過往的言行背景以及在台灣執行特務統治的手段，要說蔣經國是台灣民主的推動者，當然是言過其實。誠如前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在《回憶蔣經國、懷念蔣經國》論文裡所提到：「他（蔣經國）對臺灣民主的貢獻，並非眾多學者所說的是『推動者』。他的貢獻，是他自動移開阻礙民主發展的唯一障礙：他的獨裁。這是他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而且是唯一的貢獻。」

作為一個獨裁者，蔣經國當年可以選擇鎮壓台灣的民主運動，但是他沒有這麼做，這是最足以為外人稱道的。但蔣經國沒有發動鎮壓，並不是因為他想要民主，而是因為他知道鎮壓已勢不可為；反過來說，蔣經國的解嚴，讓國民黨續命至今，這是他對國民黨的貢獻，而非對台灣民主的貢獻。

從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借鏡，外人實在很難對中國的民主化抱持樂觀的態度。第一、不同於當年的蔣介石與蔣經國時代的國際冷戰體制，台灣必須受庇蔭於美國；此刻的中國是崛起中的大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與狂熱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互相依存。如劉曉波所形容的「流氓化好戰化愛國主義」，當狹隘的民族主義價值超越了普世的自由主義價值而具有了壓倒性的民意支持時，愛國就等於給強權暴政、炫耀武力和人性的殘忍下流提供辯護。

第二，過去幾年來，中國比起過去更加嚴密封鎖管制境內言論。劉曉波「被肝癌」後仍悍拒國外的救治、香港立法院四議員僅因宣誓問題被取消資格。顯示在共產黨嚴密控管下，中國內部始終未形成有意義的政治反對勢力，這讓共產黨的獨裁統治更加為所欲為。

國際社會無法對中國的人權與民主議題形成壓力，中國內部的政治參與又遭到完全壓制，共產黨自然沒有鬆動其獨裁統治的必要。而這顯然不是一個好兆頭；因為它意味中國的民主改革不可能如台灣的民主轉型平順，一旦國家政權與民間社會發生對峙，就可能以極其暴烈的方式形之於外，並衝擊台灣。

歷史上從未有過任何一個成熟民主政權對另個民主政權發動戰爭的先例，中國的民主化是台灣民主最好的屏障。不過，共產黨不是國民黨，習近平不是蔣經國；共產黨是一個比當年威權國民黨更巨大、更兇狠、更獨裁的政黨，比起30年前，這是「一個更大的天羅地網，罩在台灣的天空。」看看被欺凌至此的香港、看看他們對待劉曉波的方式，台灣沒有任何樂觀以對的空間與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