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PAC台灣2024年會後，澳大利亞議會通過了一項實際上承認台灣事實獨立地位的決議。這個勇敢的舉動展示了澳大利亞對民主、自由和主權的堅定支持，彰顯了其在國際事務中的道德立場。然而，正如立陶宛因支持台灣而遭受孤立和霸淩一樣，如果國際社會，特別是歐盟，不迅速採取行動，澳大利亞可能也會陷入類似的境地。

2021年，立陶宛允許台灣在其首都維爾紐斯設立「台灣代表處」，這是自1980年代以來歐洲第一個以「台灣」命名的代表處。此舉激怒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隨即召回駐立陶宛大使，並對立陶宛實施了嚴厲的經濟制裁，限制立陶宛商品進入中國市場，試圖在全球供應鏈中孤立立陶宛。立陶宛因此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壓力。

在這一關鍵時刻，歐盟的反應卻顯得過於緩慢和分散。儘管後來歐盟通過世界貿易組織（WTO）對中國共產黨的經濟脅迫提出了訴訟，並向立陶宛提供了一定的支援，但在最初的關鍵階段，立陶宛確實感到孤立無援。這一事件告訴我們，不能再讓像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因勇敢支持台灣而獨自面對後果。

台灣不僅關係到2300萬台灣人民的福祉，它也是全球自由民主國家共同價值觀的象徵。支持台灣的事實獨立，不僅是對台灣人民自決權的尊重，也是對我們所珍視的民主原則的捍衛。更為重要的是，支持台灣意味著對中國共產黨可能通過武力征服台灣的企圖形成有效威懾，從而維護區域穩定和世界和平。

歷史上，二戰前期的綏靖政策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1938年，英法等國在慕尼克協議中對納粹德國採取了綏靖政策，允許希特勒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試圖以此換取「和平」。然而，這種對侵略者的妥協並沒有帶來和平，反而助長了納粹德國的野心，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個歷史教訓清楚地表明，面對像納粹這樣的極權主義力量，單純的妥協只會換來更大的災難。

類似的教訓也發生在近代。2014年，俄羅斯非法吞併克里米亞，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雖然對俄羅斯實施了一些制裁，但總體上並沒有採取足夠嚴肅的行動。西方的綏靖態度和未能及時、強力地遏制俄羅斯的擴張，最終導致了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這再次證明了綏靖政策的危險性：面對強權時，妥協只會讓侵略者更加肆無忌憚。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在某些方面與當年的納粹德國和現在的俄羅斯相似。中國的軍隊——所謂的「人民解放軍」，實際上就像納粹的黨衛軍一樣，並不是一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軍隊，而是一支只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為維護其一黨專政服務的暴力工具。中國共產黨通過「人民解放軍」來確保其權力的穩固，對內鎮壓異議，對外擴張威脅。如果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侵略性行為採取綏靖政策，未來可能會重蹈二戰和烏克蘭戰爭的覆轍。

單純依靠天真的非暴力運動和裁軍，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引導和平解決衝突，但面對像中國共產黨這樣具有擴張意圖的強權，這種做法往往顯得軟弱無力。歷史教訓表明，過度依賴非暴力手段和單方面裁軍可能導致侵略者的得寸進尺，從而威脅到全球的和平與穩定。

我們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並不是因為我們與中國人民為敵，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下對人權的侵犯一直非常嚴重，有非常多的人權捍衛者和政治異議者被中國共產黨關在監獄中或被迫在海外尋求庇護，而筆者正是其中之一，在歐盟流亡的政治難民。因此，我們支持自由主義民主的台灣，也是對追求自由主義民主的中國人權捍衛者的支持。

我們站在台灣和烏克蘭的一邊，不意味著我們成為美國的走狗，也不意味著我們支持美國的以色列政策。筆者本人強烈反對美國的以色列政策，強烈支持要求立即停火、釋放人質、逮捕所有犯下戰爭罪的人，包括內納坦雅胡，結束對加薩的封鎖，撤銷所有在西岸的以色列定居點，以此重啟和平進程。

對於巴勒斯坦，我們要求停火並制裁以色列。對於台灣和烏克蘭，我們要給予更多的承認和軍事援助以保證對擴張政權的強力威懾。這才是維護世界和平的方法。

我們不能讓澳大利亞像立陶宛一樣，因為支援台灣而遭受孤立和霸淩。歐盟必須立即行動，團結澳大利亞，並與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合作，向中國共產黨發出明確的信號：自由世界不會容忍對捍衛民主和自決權國家的任何形式的霸淩和脅迫。捍衛台灣並支持像澳大利亞這樣的盟友，就是在捍衛民主的未來和全球的和平與穩定。

※作者生於共產中國，流亡歐洲，認同中華民國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