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六五年底到一九六六年中，在這短短六個月出頭的時間裡，據估有五十萬名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及其附屬組織的成員遭到殺害。另外還有一百萬人在沒有受到起訴的情況下遭到羈押，有些人被監禁長達三十年以上，而且其中許多人都遭受刑求以及其他不人道待遇。在這些受害者當中，持有武裝的人士少之又少，而且幾乎所有遭到殺害和羈押的人士，都是當時合法的政治與社會組織中的成員。這不是一場內戰，而是一場規模之大與速度之快——在二十世紀都堪稱名列前茅的大規模殺戮與監禁事件，但是卻極少受到檢視。

此一暴力造成的後果極為深遠。不到一年內，全世界最大的在野共產黨即遭到消滅，印尼的左翼民族主義總統蘇卡諾也被迫下臺。強烈反共的陸軍領導階層因此攫取政權，從而展開超過三十年由軍方撐腰的專制統治。經由這場殘殺而崛起的政府稱為「新秩序」（New Order），以蓄意侵害人權而惡名昭彰，在印尼本土以外的地區尤其如此，包括東帝汶、亞齊與西巴布亞（West Papua）。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那些地方的死亡人口多達數十萬，包括遭到政府部隊殺害的人士在內。此一暴力也在根本層面上改變了印尼的政治與社會樣貌，留下的遺緒包括過度軍國主義，以及對於異議的極度不寬容，壓抑了批判性思考與在野勢力，尤其是左派。也許最重要的是，一九六五至六六年的事件摧毀了千百萬人的人生，他們因為與那些遭到恣意殺害或羈押的人士具有親屬或其他關係而遭到官方汙名化。即便在超過五十年後的今天（自從印尼展開民主轉型以來二十年左右），印尼社會仍然背負那些事件所留下的深刻傷疤。

就其規模與速度，以及深遠的政治與社會影響而言，一九六五至六六年的暴力事件，堪與戰後時期最惡名遠播的幾場大規模殺戮與監禁行動相比，包括波士尼亞、柬埔寨與盧安達的慘案，而且更是遠遠超越了其他被視為拉丁美洲專制暴力象徵的事件，諸如阿根廷與智利的案例。「就遭害人數而言，」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一九六八年寫道：「發生在印尼的反印尼共產黨屠殺事件，堪稱是二十世紀最慘重的集體殺戮案件，不亞於一九三○年代的蘇聯大整肅、二戰期間的納粹大屠殺，以及一九五○年代初期的毛澤東鎮壓反革命運動。」此外，有些學者把印尼的這場暴力描述為種族滅絕，儘管這點目前尚無共識。然而，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這場暴力事件在國際上卻仍然鮮為人知。因此，世界歷史計畫網站（World History Project）針對一九六五年所列出的條目，雖然包括了「家樂氏推出蘋果肉桂穀片」，卻沒有提及印尼有五十萬人遭到殺害的事實。

即便在印尼國內，一九六五至六六年事件至今受到的理解也仍然極為貧乏，直到最近才成為史學家、人權運動人士與媒體嚴肅討論的焦點。二十世紀的幾乎每一場種族滅絕，在事後都出現大量的證詞、回憶錄、真相講述與鑑識調查，更遑論和解、紀念以及追求正義，但這樣的進程在印尼幾乎根本還沒開始。此外，與過去這個世紀大多數的大規模殺戮形成對比的是，發生在印尼的罪行從來沒有受到懲罰，甚至也沒有受到應有的調查，而且國際組織或國家也都沒有針對這類行動提出嚴肅的呼籲。在這方面，印尼堪稱比其他國家都更近似於蘇聯、中國與美國。

本書的目標在於打破這種令人不安的沉默。本書的首要抱負是要釐清幾個基本的歷史問題：有多少人遭到殺害與羈押？受害者是什麼人，他們又是怎麼死的？加害者是什麼人，他們受到什麼所驅使？那些遭到羈押的數十萬人以及他們的家人遭遇了什麼下場？這些基本問題不但見證了我們對於這起事件的瞭解仍有重大闕漏，而且也迫切需要回答，尤其是可靠的目擊證人和參與者都不免隨著每一年的過去而愈來愈少。除此之外，本書也探究幾個更深層的分析謎題，這些將在後續闡述。最重要的是，本書提出這幾個問題：這項異乎尋常的暴力事件是怎麼發生的？這起暴力事件為印尼社會帶來什麼後果？而且這起事件在後續這些年間受到的討論或處理為何如此之少？

除了少數例外，學者都把一九六五至六六年事件視為具有印尼的獨特色彩，主要只能透過印尼的文化、社會與政治而加以解釋。這種觀點所隱含的意思，就是那起事件當中涉及的動力帶有獨特性，不能和其他案例相比。印尼的案例雖然的確有許多特別之處，但我認為和其他的大規模殺戮與羈押事件也有許多相同點，所以採取比較廣泛的比較性觀點不但有助於理解印尼的經驗，也有助於充實這類問題的整體辯論。因此，本書不只主要聚焦於印尼，也企圖進行更廣泛的探討，包括大規模殺戮與監禁的動態、暴力事件發生後長期的沉默與無所作為，以及人權的歷史。為了達到此一目的，本書提出以下這些問題：大規模殺戮與監禁在什麼情況下最有可能發生？這類嚴重罪行為什麼有些會被記住，並且受到譴責與懲罰，但有些卻遭到遺忘並且不受追究？對於受害者、加害者以及整體社會而言，這類行為以及沉默會造成什麼樣的政治、社會與道德影響？我的預期是，詳細檢視一九六五至六六年發生在印尼的大規模暴力事件，將可讓我們對所有這些問題獲得洞見。

簡述前因後果

引發暴力的直接原因（有些記述稱之為藉口）出現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那天一早，印尼陸軍的六名高階將領與一名中尉遭到一群低階軍官扣押，後來更遭到殺害。那群低階軍官所屬的團體名為「九三○運動」（Gerakan 30 September, G30S），宣稱他們採取行動是為了預防一場由中情局在背後支持的「將領委員會」所策劃的政變，而且他們效忠的對象是總統蘇卡諾。不過，其他沒有遭害的陸軍領導層在蘇哈托少將的領導下，卻對這些說法置之不理，堅稱那個運動的幕後主使者是印尼共產黨，從而展開一項行動，目標在於消滅印尼共產黨，並且把他們認為對於該黨太過包容的蘇卡諾總統趕下臺。到了一九六六年中，蘇卡諾的權威已嚴重弱化，陸軍實質上奪取了權力，而且不但印尼共產黨以及所有的左派組織都遭到摧毀，馬列學說也正式遭禁。

陸軍領導層在對於左派的攻擊上採取了包含政治、司法和軍事等面向的各種不同策略。舉例而言，在那場疑似政變發生之後，陸軍就發動了一場細膩的宣傳戰，把那幾名將領遭到殺害的罪責歸咎在印尼共產黨頭上、指控該黨意圖武力奪權，並且呼籲大眾協助陸軍把那些叛徒「連根拔除」。不過，遠遠最重要的策略則是一項暴力行動，包括公然殺戮以及大規模羈押、虐待、刑求與強暴。這些暴力行為都帶有一種特定的模式，綜觀之下強烈顯示陸軍領導層在策劃與執行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舉例而言，那段期間的逮捕、訊問與處決等做法都帶有大致相同的特色。大多數的受害者都先是在沒有逮捕令的情況下遭到陸軍、警方或者地方民兵組織逮捕，而且許多人都在訊問期間遭到殘暴對待以及刑求。經過訊問之後，他們會被分為三大類，依據的標準是他們被認定在九三○運動以及左派組織當中的涉入程度有多高。篩選完之後，有些被羈押者即獲得釋放、有些繼續受到關押，還有些則是被選為處死的對象。那些處死對象通常由軍用車輛載往行刑地點，或是交給當地的私刑團體與民兵組織。他們遭到綁縛以及塞住嘴巴，被帶到萬人塚邊緣排成一列，不是用槍射殺，就是以開山刀或其他刀具砍死。他們的遺體經常被丟進水井、河流、湖泊或者灌溉溝渠裡，極少能夠獲得安葬。還有許多人在被殺之前與之後遭到性虐待與性暴力；男性遭到閹割，女性則是陰道與乳房被刀割開或刺穿。軀幹、頭顱以及其他身體部位都展示於路邊、市集或其他公共場所。

被捕與被殺者的身分也帶有清楚可見的模式。和其他許多的大規模殺戮與種族滅絕案例形成鮮明對比的一點是，印尼的受害者不是因為他們的族裔、國籍或宗教身分而遭到鎖定。相反的，除了少數例外，他們主要都是因為實際或疑似的政治立場，而淪為逮捕與殺害的對象。此外，被殺以及遭到監禁的人士當中，雖有部分的印尼共產黨高階幹部，但絕大多數都是尋常百姓，包括農民、種植園工人、日僱勞工、學校教師、藝術家、舞者、作家以及公務員，而且他們對於十月一日的事件根本一無所知，也沒有涉入其中。換句話說，對於印尼共產黨及其盟友的攻擊不是基於實際涉及犯罪行為的推定，而是基於連帶罪責的邏輯，以及集體報復的需求。

這場暴力當中的加害者也帶有極為重要的共同點。逮捕與處決等行為雖然經常由陸軍和警方執行，但也有許多案例的執行者是武裝平民，以及附屬於右派政黨的民兵組織。在這樣的案例當中，都會有一人或多人被挑選為特別行刑者，有時稱為「劊子手」（algojo）。這類地方人物與團體的涉入促使部分觀察者認定，這場暴力事件是不同社會與宗教團體之間的自發性「水平」衝突所造成的產物。我後續將會說明，這種觀點忽略了（而且可能是刻意掩飾）一項事實：這類團體與個人的行動幾乎總是受到陸軍當局的支持與鼓勵。如果沒有陸軍的組織、訓練、後勤協助、授權以及鼓勵，那些團體絕對不可能犯下規模如此龐大，或者持續時間那麼長的暴力罪行。

儘管有這些廣泛的相似性，殺戮的模式卻也有些重要的差異。就地理位置而言，大部分的殺戮行為都集中在中爪哇與東爪哇這兩個人口眾多的省分，還有在峇里島、亞齊與北蘇門答臘，以及東努沙登加拉的部分地區。相對之下，在首都雅加達、西爪哇省，以及蘇拉威西與摩鹿加的大部分地區，則是比較沒有殺戮案件發生。此外，時間點也各自不同。殺戮行動在十月初開始於亞齊，接著在十月底延伸到中爪哇，然後又在十一月初擴展到東爪哇與北蘇門答臘。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那場疑似政變過了整整兩個月後，暴力終於在峇里爆發，短短幾個月內據估就有八萬人遭到殺害。另一方面，在印尼群島東端的弗洛勒斯，這座居民以天主教徒為主的島嶼上，暴力則是直到次年二月才爆發。暴力現象在一九六六年三月開始大幅減緩，就在陸軍奪權之後不久，但是在國內部分地區仍然斷斷續續發生，一路持續至一九六八年。如同後續的討論，這場暴力的其中一項揮之不去的問題，就是該如何解釋這些差異。

在印尼國內不同地區，政治羈押的程度以及羈押與殺戮的相對程度，也有相當大的差異。舉例而言，長期羈押最普遍的地方，似乎也是大規模殺戮發生得最少的地方，諸如雅加達、西爪哇，以及蘇拉威西部分地區都是如此。反過來說也是一樣：在殺戮最嚴重的地方，諸如峇里、亞齊與東爪哇，長期羈押的現象整體而言也發生得比較少。換句話說，長期政治羈押與大規模殺戮似乎呈現反比。這種模式有一項可能的解釋，就是不同區域的軍事當局對於執行剿滅左派這項整體命令，採取了不同的策略。有些地區的軍事當局選擇大規模監禁的策略，另外有些地區則是選擇大規模殺戮。

政治與社會的高度緊張也是這則故事當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這樣的緊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冷戰形塑而成，因為冷戰在印尼促成並且凸顯了左派與右派的激烈分歧。左派有廣受喜愛而且勢力龐大的印尼共產黨，其根源可追溯至二十世紀初。在一九五五年的全國大選，也就是那場疑似政變之前的最後一場全國大選當中，印尼共產黨交出了得票數排名第四的優異成績單，接著其規模與影響力又在後續十年間巨幅增長。到了一九六五年，該黨的黨員人數據估有三百五十萬人，另外還有兩千萬人加入其附屬群眾組織，包括女性組織、青年組織、農民組織、種植園工人組織、文化工人組織等等。印尼共產黨堪稱是當時勢力最大又最廣獲支持的政黨，不但深受蘇卡諾總統重視，和北京的關係也愈來愈融洽，甚至在印尼軍隊裡也擁有一定程度的支持，尤其是空軍。

反對印尼共產黨的陣營，包括印尼陸軍的大部分成員，以及若干世俗與宗教政黨，其中最重要也最強大的是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ahdlatul Ulama, NU）以及右翼的世俗政黨印尼國民黨（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 PNI）。這些團體雖然在許多議題上意見分歧，卻都對印尼共產黨懷有深刻敵意。此外，如同印尼共產黨，右派政黨也全都有附屬的群眾組織，經常動員舉行集會遊行以及街頭示威，還有在一九六五至六六年的暴力行動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的武裝民兵團體。簡言之，到了一九六五年，印尼已陷入嚴重分裂，大致上劃分為左派與右派（說得更精確一點，是共產主義者與反共主義者），而且政治衝突也愈來愈由互相對立的群眾組織及其相應的武裝團體上演於街頭。

這些內部分歧又因為冷戰帶來的廣泛國際衝突以及激烈言論而更加惡化。印尼雖是不結盟主義的早期倡議者，但到了一九六○年代初期已大幅左傾，在西方國家眼中看來更是達到了危險的程度。舉例而言，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間，蘇卡諾總統一再向北京示好、對美國干預越南的做法提出猛烈抨擊、退出聯合國，並且針對新近建國的馬來西亞發動一場稱為「對抗」（Konfrontasi）的大型軍事與政治運動，因為蘇卡諾聲稱馬來西亞是由英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強權成立的國家，目的在於包圍以及削弱印尼。由於所有這些原因，美英兩國還有它們的盟友於是把印尼視為一大問題。實際上，到了一九六五年夏季，美國與英國的官員已認定印尼必然會落入共產黨的手裡。如同中情局局長雷伯恩（W. F. Raborn）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底向詹森總統所寫的：「印尼早已踏上一項進程，將在可見的未來成為共產國家，除非此一趨勢能夠受到逆轉。」

這類焦慮並不新穎。自從一九四○年代晚期以來，美國政府就一直致力於顛覆印尼共產黨，以及削弱或者推翻蘇卡諾總統。舉例而言，美國政府在印尼的一九五五年全國大選就暗中支持反共政黨，也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透過一項中情局祕密行動，向反政府的造反人士提供武裝與資金；而在那項行動失敗之後，又透過一項軍事援助與訓練計畫強化陸軍的政治地位，藉此打壓蘇卡諾與印尼共產黨。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及其盟友對於陸軍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之後攻擊左派與蘇卡諾的行動表示歡迎，也許並不令人意外。此外，這些強權以及其他大國都在那項行動以及陸軍的奪權當中熱切提供協助，也不令人意外。

《時代》雜誌充分呈現了那個時期那種令人陶醉的樂觀氛圍，把印尼共產黨遭到消滅以及陸軍的崛起描述為「西方在亞洲多年來最好的消息」，而《紐約時報》也針對這項主題刊登了一篇報導，標題為〈亞洲出現的一縷光明〉。之所以會有這些歡欣鼓舞的評估，原因並不難理解。在冷戰的情境下，又面對越戰即將爆發的背景，只要能夠摧毀世界上最大也最成功的一個共產黨，那麼數十萬人遭到屠殺與逮捕也只不過是一項小小的代價。因此，美國國務院在一九六六年提出一份事後分析報告，其中雖然提及「至少有三十萬名印尼人遭到殺害」，但最後的結論指出：「整體而言，印尼的政策改變是東南亞狀況的一大『突破』，也為其他許多國家提供了民族主義勢力挺身擊退共產主義威脅的模範。」

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美國及其盟友仍然堅定支持蘇哈托少將的新秩序政權，不但慷慨提供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也在該政權慘淡的人權紀錄遭到國內與國際社會批評之時，忠實地為其辯護。美國政府並且大費周章遮掩自己在那項暴力行動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九六八年，中情局撰寫並且出版了一本記述那場疑似政變的書籍：《印尼，一九六五：一場弄巧成拙的政變》（Indonesia-1965: The Coup That Backfired），書中對於那起事件的描述大體上採取了不盡可信的陸軍版本。除此之外，一連串的前美國政府官員，包括大使馬歇爾．格林（Marshall Green），以及中情局駐雅加達情報站站長休伊．托瓦（Hugh Tovar），還有他的中情局同事福斯特．科林斯（J. Foster Collins）與約翰．皮茲卡羅（John T. Pizzicaro），都發表了回憶錄與文章，一方面對於美國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努力轉移外界的注意，同時也針對和他們抱持不同意見的學者，質疑其人格正直與政治忠誠。

大規模殺戮雖在一九六六年中消退，攻擊左派的行動卻仍然持續進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恣意大規模羈押方案。在那場疑似政變之後，據估遭到羈押的一百萬人裡，只有少數幾千人受到起訴，而且這些人也是在明顯不公平的作秀審判當中遭到定罪。至於其他人，則是在沒有受到起訴的情況下被監禁於極為惡劣的環境裡（有些人被關在強制勞動營與流放地），完全不曉得自己什麼時候能夠獲釋，甚至是否有可能獲釋。雖有許多遭到羈押的人士在幾個月或幾年後獲得釋放，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在後續又再度被捕，並且有三萬名左右未經起訴的政治犯在監獄或勞動營裡一路被關到一九七○年代晚期。面對一項新近崛起的跨國人權運動，以及美國卡特總統政府所施加的高度壓力，印尼終於在一九七九年釋放了大部分仍然在押的人士。不過，即便在獲釋之後，這些曾經遭到羈押的人士以及他們的家人，卻仍然在公民、經濟與政治自由方面持續受到嚴格限制，並且背負了官方冠在他們身上的社會汙名。除此之外，多年來還有數百名在作秀審判當中遭到定罪的政治犯，遭到處決或者死於牢裡，另有數十人則是一直被監禁到蘇哈托總統終於在一九九八年下臺為止。

蘇哈托在廣大的抗議聲浪中辭職下臺，促使各方強烈要求調查一九六五至六六年事件、重新評價那個時期的歷史、對於受害者提出道歉與賠償，以及追求和解與正義。所有這些面向在後續年間全都有所進展。一九九九年，時任總統的前伊斯蘭教士聯合會領導人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ahman Wahid）對於該組織在殺戮事件當中扮演的角色提出道歉，並且呼籲撤銷禁止印尼共產黨的新秩序法律。二○○四年，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法案獲得通過；二○一二年，印尼的國家人權委員會針對一九六五至六六年暴力事件發表了一份詳細報告，要求檢察總長舉行進一步調查，並且起訴必須負責的人士。不幸的是，這些倡議以及其他許多要求都遭到政府成員、退休軍官與公民社會團體的憤怒抗拒，結果前景最看好的倡議（包括前述提及的所有項目）都未能實現，不然就是大幅縮水。這樣的反彈明白顯示了新秩序對於一九六五年的問題所採取的教條式觀點仍然根深蒂固，不僅在印尼政府內，也深植於整體社會當中。陸軍的反印尼共產黨宣傳所造成的諸多謠言也是這樣。另一方面，當初唆使了一九六五至六六年暴力行動，而且大力支持新秩序政權的西方各國及其他地方的國家，對於自己扮演的角色以及在這麼多年後彌補那些罪行的必要性，則是不出意料地保持沉默。因此，在距離那場暴力超過五十年之後的今天，真相、正義與和解在印尼仍然遙不可及。

※本文為《殺戮的季節》一書引言／春山出版／作者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著有《人間樂園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Paradise）以及《東帝汶種族滅絕哀歌》（“If You Leave Us Here, We Will D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