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揭露，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與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曾在維也納、馬爾他、曼谷等地密會，以穩定雙邊關係，台灣議題也是雙方討論重點。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中國間諜氣球去年初飛越美國上空，導致雙邊關係跌至1979年建交以來谷底的3個月後，蘇利文（Jake Sullivan）就展開祕密任務，於去年5月10日前往維也納參加一場重要會談。

蘇利文在維也納與王毅會面，雙方團隊於帝國飯店（Imperial Hotel）展開一連串討論，2天內談了超過8小時。這是他們的第一次密會，後來兩人還曾在馬爾他和泰國見面。這種會面方式如今被稱為「戰略管道」（strategic channel）。

蘇利文將於本月27日抵達北京，出席與王毅的新一輪會談，這是他首度以美國國安顧問身分造訪中國。

在美中關係緊繃之際，這條「戰略管道」在管理雙邊關係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助降低雙方誤判情勢的風險。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ecret backchannel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https://t.co/ZOGyEOyYeE

— Financial Times (@FT) August 25, 2024

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中國事務專家但若雲（Rorry Daniels）說，這條祕密管道雖未化解兩大強權在根本上的歧異，但仍有助互相瞭解，「這在維持短期穩定、劃定紅線和預告可能被視為不利對方的行動等方面非常成功」。

以「維也納密會」來說，這場會議事關重大。中國間諜氣球實際上只是導致美中關係惡化的原因之一，中國不滿美國對半導體實施出口管制，美方也不滿中國看似支持俄羅斯進攻烏克蘭。

而在所有問題的背後，還有美中之間最敏感的議題：台灣。

2022年8月，時任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加劇緊張局勢。中國隨即展開大規模軍事演習，還首度發射彈道飛彈飛越台灣上空。

蘇利文與王毅之所以選在維也納會面，原因包括這座城市與華府和北京等距，而且不會引起太多注意。考量到維也納「間諜之都」的聲譽，這個地點選擇也值得玩味。一名美國官員笑稱：「我敢說那間飯店裡還有很多其他人。」

據報導，2022年11月，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20國集團（G20）峰會期間會面，並決定設立「戰略管道」。

雙方赴會時都會列出己方希望討論的戰略議題。一名中國官員透露，王毅在維也納、馬爾他和曼谷的會談分別強調3項主題，他希望傳達的主要訊息是中國將台灣視為最重要議題，也是絕不可跨越的「紅線」；王毅告訴美方，「台灣獨立是兩岸和平最大風險，也是中美關係最大挑戰」。

這名中國官員說，「戰略管道」讓王毅和蘇利文能以「非常坦率」的方式討論台灣議題。

舉例來說，一名美國官員透露，蘇利文在維也納強調華府無意挑起戰爭。這名官員還說：「我們並未試圖就台灣議題將中國拖入衝突。美方絕無此意。」另名美國官員則稱，「你們在台灣議題上玩火」這個基本概念仍是中方思維的主要特徵。

中國官員說，除台灣議題之外，王毅也聚焦傳達另2項訊息，他拒絕美方將雙邊關係定義為「競爭」，並強調中國反對美國的出口管制。

蘇利文則努力讓王毅理解新現實，即兩國正在競爭，但這不應妨礙雙方的合作。美國官員說，中國人很難接受這個概念，「他們想要清楚定義雙邊關係，兩國不是夥伴就是競爭者」。

中國官員則說，中方不認同這種論點，「王毅解釋得很清楚，不能一邊合作、對話、溝通…一邊破壞中國利益」。

儘管王毅並未被說服，這場維也納密會仍重新啟動兩國關係，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去年6月訪中和其他高層互訪鋪路。

去年9月，蘇利文與王毅在馬爾他再度會面。這次雙方的討論重點是，如果習近平決定出席同年11月在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美國總統拜登將與他會談。美國官員說：「馬爾他會談的目的是要確認舊金山（拜習）峰會…將試圖達成哪些目標。」

雙方談到峰會可能達成的協議，包括重啟中國在裴洛西訪台後關閉的軍事溝通管道，還有建立人工智慧對話等。

舊金山峰會落幕的2個月後，王毅與蘇利文再次於曼谷會面。美國官員說，這次王毅的兩大重點放在中美經濟、技術和安全領域的交會點，以及台灣議題。

蘇利文則重提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美國官員說，中方採取了一些規模不大的措施，試圖化解美方疑慮，但「大方向仍不甚理想」。

報導指出，部分專家擔憂美中可能走向衝突的一段時期之後，這條「戰略管道」有助緩和台灣議題上的緊張氣氛。雖然中國不願排除對台動武，與美國的衝突也不是不可能發生，但這種雙邊交流讓美國的歐洲、亞洲盟友暫時鬆了一口氣。

蘇利文告訴《金融時報》，針對這條戰略管道能否說服中國改變政策，他不抱幻想，但這條管道確實在推動美中關係動態轉變上發揮了關鍵作用。他說：「我們能做的就是接受他們的政策和我們的政策，然後試著管理，好讓我們能採取必要行動，同時保持關係穩定…目前我們都能兼顧這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