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哈佛、史丹佛兩位大學教授史蒂文森、奎利亞爾共同發表一篇論文，題目是《遏止系統性腐敗：美國經驗及其對當代辯論的啟示》，解析了美國19世紀中到20世紀中的政治貪腐史。結論之一是：很幸運，儘管美國曾經一度腐敗盛行，卻沒有走向「盜賊統治國家」的命運。

這篇論文描述的美國，主要聚焦1865年至1941年間，美國在轉型為現代化國家時所存在的貪腐現象。當時的美國社會，一方面積極追求富裕，一面還得同時應對貧窮，但也如同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於政府和政黨中，亦存在著系統性的腐敗。包括：特定人可以「買官」方式換得政府職務、政黨領袖利用支持者提供的管道賺取非法收入、企業經營者藉由政客居間穿線取得官員優惠待遇、私人機構透過向立法者行賄取得特殊利益，其中又以基礎建設（主要為鐵路建設）、土地開發最常見。

至於美國如何遏止上述亂象腐蝕國家根基，兩位學者提到了三個要素：一是公務員制度改革，諸如建立聯邦文職公務員任用辦法，杜絕走後門文化；其次是制定嚴格的反賄絡和反貪汙刑法；第三，有賴媒體大舉投入扮演「黑幕揭發者」，加以媒體產業競爭激烈，間接促成對政客腐敗醜聞高頻率報導。

相較於北歐（甚或新加坡），僅由少數道德菁英登高一呼就能推動一系列反貪，美國基於自身特殊人文、地理條件（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聯邦制等等），在以司法手段推動淨貪時，多不是由統治者親自指揮向下發動（所謂「盜賊統治國家」往往就是這樣來的，它不僅沒有機制防止國家領導者濫權掠奪國庫，某種程度恐怕還會刻意保護腐敗體系，如俄羅斯），而是高度仰賴一個相對乾淨，且基本上正常運作的司法機構（尤其是法院和檢察官）跨出重要的一步。

至少就史蒂文森和奎利亞爾的研究，美國能從100多年前的政治系統性腐敗走出來，和檢察官勇於提起訴訟，尤其讓政客「有罪不罰」的現象逐漸消失有直接相關。所謂「無人能凌駕法律」的觀念，也是在那個時候萌芽，影響所及，直到1972年爆發水門案，尼克森屢屢以總統特權不願配合調查時，正是這句短語迫使整個案件膛炸開來。

30日，台灣檢察官、廉政署人員前往柯文哲住家搜索，並將他帶回偵訊，可以理解，近者，柯文哲「有沒有利用支持者提供的管道賺取非法收入」，其黨在競選期間成立的木可公司，以及紊亂的選舉帳務，不都處處啟人疑竇？遠者，京華城案，現在所有人不就是為了釐清其中有無「企業經營者藉由政客居間穿線，取得官方優待」？更何況，連先一步遭收押的京華城創辦人沈慶京都發表聲明，指控這一開發案有市府官員（包括郝、柯時期）向其索賄，檢廉豈可充耳不聞？因此，以這段時間以來關於柯文哲所涉的種種案件，無論他的身分是前台北市長還是政黨主席，今天司法人員終究前進搜索，並沒有違背社會認知常理（前時代力量黨主席徐永明已有先例）？

唯一「反常理」行為，事實上仍是在柯文哲本身。即，就在檢察官經數小時住家搜索，準備將柯文哲帶回偵訊時，從住家大門走出，面對守候多時的媒體，已然「被告身分」的柯文哲，卻仍執意要對媒體發表說話，尤其，當一旁的檢察官要求柯文哲盡快上車，柯文哲竟直接回絕「不行，我有話要說」，當帶隊的主任檢察官江貞諭再次提醒「請上車」，柯文哲更是略帶怒意搖了搖手說「不行」，並補了一句「除非你把我帶走」，然後喝令眾媒體安靜，再從從容容面對鏡頭發表意見。從柯文哲的反應來看，不正是「政客凌駕法律」的一種體現。

偵辦中的京華城案會如何左右柯文哲命運尚不可知，倒是在選舉經費如此浮報、濫報、亂報，以及公庫、私庫的恣意流通中，其人的目無法紀已昭然若揭。今天，他一方面要「執政當局」清楚說明為什麼搜索他，一方面再無視檢察官的「請上車」，他對台灣司法人員的獨立性，顯然是帶有雙重蔑視。當兩位學者慶幸美國走過系統性腐敗，沒有淪為「盜賊統治」國家，我們應該也很慶幸，未待柯文哲登上大位就能摘掉其「新政治」假面。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