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將成為台灣在國際組織中最難溝通對象

湯名暉 2024年09月14日 01:30:00
中國幾乎已全方面進入非洲的社會結構,使得非洲國家無法走出符合自身民情與環境的發展模式。(美聯社)

中國幾乎已全方面進入非洲的社會結構,使得非洲國家無法走出符合自身民情與環境的發展模式。(美聯社)

2024年9月4日至6日,在北京舉行第九屆中非合作峰會,主軸持續過往中國對於非洲國家宣稱「不干涉內政」的敘事,試圖將非洲作為自身在「全球南方」的基本盤,藉此拉開與印度和巴西兩國的影響力。中國得以在非洲順利擴大影響力並非只有表面的「魅力攻勢」,一方面已投資打壓當地經濟發展,並且將債務轉化擔保條件,從傳統的資源與基礎設施衍伸至軍事和政治等關鍵部門,最終獲取港口和戰略據點,特別是在西非和中非地區成功擴大影響力。

 

中國重心移往大西洋沿岸

 

中國作為非洲最大的雙邊貿易夥伴,2023年的雙邊貿易金額約為2,821億美元,但也不過只是該年度貿易總額的5%,從個別國家來看排名分別是:南非、奈及利亞、安哥拉和埃及、剛果民主共和國。從投資金額排名來看,前五名分別是蘇丹、剛果民主共和國、奈及利亞、衣索比亞、賴索托,兩者交叉重疊的有剛果民主共和國和奈及利亞,可以顯著的發現中國正將注意力從印度洋沿岸西移至大西洋地區。若進一步從所在區域來看,與以往「一帶一路」的投入不一定成關聯性,而是與當地的發展程度和資源呈現關聯性。

 

史瓦帝尼的壓力與日俱增

 

目前中非貿易額最高的為非洲南部地區,金額超過700億美元,最主要的國家是非洲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南非,主要出口商品為礦產,例如:鉑金、鐵礦石、錳礦。主要進口商品則是消費性電子與通訊產品,以及中國近年力主外銷的電動車。雖然南非是中國在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但是政治上與南非關係密切的史瓦帝尼(Kingdom of eSwatini),目前仍是我國在非洲的重要邦交國,以該國的現實條件以及對南非的依存度,我國在當地的外交工作的挑戰將更為嚴峻。

 

對西非分而治之 

 

中非和西非以往大多屬於法國殖民地,發展嚴重落後且政變頻繁,中國在當地的貿易總額大約為500億美元。位於薩赫爾(Sahel)地區的馬利、尼日、布吉納法索、查德、毛利塔尼亞和塞內加爾的貿易總額約為150億美元,在俄烏戰爭爆發以後,中俄與西方國家在該地區的競爭更為白熱化。作為「全球南方」身分最具代表性的社群,西非經濟共同體(ECOWAS)在選邊站的過程中分裂,布吉納法索、馬利和尼日三國在7月6日另行成立薩赫爾國家邦聯,在俄國的瓦格納軍團的支持下維持政權。

 

與此同時,中國也在薩赫爾地區提供軍事和警政的訓練合作,並且搭配無人機和警用裝備的整體方案輸出。目前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甚至成為不少非洲將軍的母校,北方工業有限公司在塞內加爾首都、奈及利亞、安哥拉和南非也都設立地區辦事處。這些合作主要通過資源換援助的模式進行,本質上仍就是兩大陣營之間的地緣政治競逐。

 

中國在中非地區以投資換取港口的舉措,近年也逐漸受到西方國家關注。中國參與喀麥隆的杜阿拉港(Douala)現代化建設,並且取得港口的營運權。加彭的奧文多港 (Owendo)和尚堤港(Port-Gentil),也是透過資源換基建協議,對該港口的基礎設施升級,加彭則向中國提供錳礦和木材等資源。加上中國在奈及利亞的拉各斯(LAGOS)和迦納的特馬(Tema),中國已在大西洋地區進駐五個主要港口。

 

東非地區發展不彰 

 

「一帶一路」最早經營的東非地區,經貿總額只有300億美元左右,中國更鉅資投入50億美元在蒙巴薩-奈洛比鐵路(Mombasa–Nairobi Standard Gauge Railway,SGR),以及金額達40億美元,連接埃塞俄比亞到吉布地的亞吉鐵路(Addis Ababa–Djibouti Railway)。高昂的投資對於中國與東非地區的經貿額度提升有限,甚至還使得東非國家普遍的面對「債務陷阱」。

 

截至2023年,肯亞的公共債務總額接近700億美元,其中約245億美元是來自於中國的貸款。坦尚尼亞350億美元的債務中有60億美元來自於中國貸款,這些貸款用於道路、港口和鐵路建設等項目,未能幫助當地社群自立發展,對中國的出口商品仍停留在原物料的階段,國內市場仍得面對來自中國企業和進口商品的直接競爭,近年來也出現面向中國的抗議行動。

 

擠壓民族工業發展

 

中國在非洲投資的產業主要是食品、成衣與建築材料等產業,與當地的民族工業形成競爭關係,使得各國並不能從投資獲得提升產業結構的機會,反而是持續累積債務。憑藉著基礎設施、產業依賴和債務結構的三重條件,中國就能輕聲細語的指導該國的政策走向,透過經貿為先,軍事為後的模式,逐漸進入政治、軍事和安全部門,成為不可逆的單向依存關係,造成社會內部的不滿。如同聯合國秘書長古鐵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中非合作峰會表示,非洲的債務狀況呈現不可持續性,並且引發社會動蕩。

 

中國藉由投資基礎設施擴大當地債務,以及投資民族工業擠壓產業發展,已進一步擴大至基礎設施與港口據點,並且以熊貓債進行打包,利率更高達3%以上,使得中國金融機構在非洲的獲利日益增加。即使在這次中非論壇提出給予33個非洲國家100%稅目產品零關稅待遇,主要的商品也還是資源與礦產,反而有利於中國企業降低輸入時的關稅。

 

近期歐美國相繼對中國電動車傾銷之舉祭出貿易反制,但是在非洲是不可能出現類似的作為。目前非洲的鋰礦和鈷礦大多銷售至中國,截至2023 年為止,中國進口的礦產和能源價值是美國和歐盟總和的兩倍。這些可用於生產電池的礦物資源在中國加工後,以電動車和電池的形式再銷回非洲,非洲在這交易的循環過程承擔汙染與疾病,中國則獲得利潤和提升技術,而中國企業幾近壟斷的商業模式,從銷售到維護都一手包辦,使得非洲穩穩地成為過剩商品的輸出市場。

 

中國在新冠疫情後看似減少對非洲國家的貸款和援助,但是影響力不減反增。由於已幾乎全方面的進入非洲的社會結構,使得非洲國家並不能走出符合自身民情與環境的發展模式,最終執政者為維護政權也只能將軍事和警察部門的權利逐漸出讓。最終中國得以持續增加潛在戰略據點,擴大在非洲實質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在西方勢力逐漸撤出西非之後,非洲地區已無懸念的成為中國在「全球南方」的鐵票區,將成為我國在國際組織最難溝通的對象。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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