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北市長柯文哲涉京華城容積率弊案，近半月以來，劇情高潮迭起， 即使柯文哲人在看守所羈押禁見，柯妻陳佩琪一再為柯文哲辯解、說明的作為，也成為電視政論名嘴評議的焦點，觀諸名嘴的論點，陳佩琪簡直是謊話連篇，不僅無助於柯文哲免除貪污圖利刑責，甚至，連她自己很快也會成為被告了。

基於檢調偵查不公開，目前媒體所揭露的案情與證據，均處於瞎子摸象階段，因此，筆者無意揣測柯文哲涉案論罪的可能性有多高，僅針對電視政論名嘴（包括資深記者與律師在內）一而再、再而三強調：「被告有說謊的權利！」、「案重初供」的看法，並檢具最高法院的裁判要旨，說明這兩種評論觀點都錯了！並籲請名嘴們不要再以訛傳訛、混淆視聽了！

壹：「被告有說謊的權利」之謬誤

先說「被告有說謊的權利」之謬誤。

政論名嘴之所以會這麼說，其根源很可能是來自於：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有保持緘默（消極不陳述）與積極陳述之自由，並無自證己罪的義務。可是，依據這項被告擁有緘默權與辯護權之訴訟人權保障，並不能推衍出「被告有說謊的權利」。

從文義上觀察，被告的緘默權只是消極的不陳述，無自證己罪的義務，只能說明或辯解、提供有利於己的事證，並無提出對自已不利事證的義務，可是，說謊的涵義卻是包山包海，可能滿口荒唐言、胡說八道，也可能積極的涉及第三人的名譽，例如誣告或誹謗，也可能故佈疑陣干擾檢調的證據調查或事實釐清，簡言之，就是「妨害司法公正」。

再從法律效果來看，假若承認「被告有說謊的權利」，那麼，被告的謊言若涉及誣告或誹謗，是否也能免責可言？答案顯而易見。

再看看最高法院歷年來的裁判要旨是如何的闡明的。

先舉最近的、也是論述闡明最清晰的案例，最高法院審判長李錦樑（主筆法官錢建榮）於去年11月30日指正高院謬誤的王國綸被訴違反銀行法案（參見111年台上字第975號判決。

975號判決很明確的指出，刑法第57條量刑標準所稱的「犯罪後態度」，是指被告犯罪後，因悔悟而力謀恢復原狀，或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簡言之，即是最近幾年審判實務上十分重視的「修復式司法」作為，應不包括被告基於防禦權之行使而自由陳述、辯明或辯解時之態度。

李錦樑與錢建榮認為，被告辯解犯行乃人性使然，自難苛求，反之，坦承犯行難能可貴，反於人性之表現，審判實務上，對否認犯行者所以量處較重之刑罰，毋寧是相對於自白犯行，積極悔悟，犯罪後態度良好者，應從輕量刑的相較結果使然。

因此，李錦樑與錢榮將「被告否認犯行」的具體行為，區分為兩種，一種是被告單純否認或抗辯，另一種是被告另有試圖干擾證據調查或事實釐清之其他積極作為。

前者，是屬於辯護權的正當行使，不能因被告抗辯內容與法院依職權調查認定的事實有所歧異或相反，就賦予負面評價，逕行認定被告犯罪後態度不佳，而採為量刑較重的標準，反之，後者屬於「權利濫用」，可採為量刑較重之標準。

在此之前，論述稍簡略，但意旨相近的最高法院裁判要旨，還有109年8月5 日審判長林立華（主筆法官林瑞斌）所判的白益誌被訴妨害性自主案（參見109年台上字第2611號判決」。

林立華與林瑞斌認為，被告保持緘默、自由陳述，或提出事證並為自己辯解行使辯護權或防禦權，與積極、故意提出顯與事實不相符的事證，本屬兩事，法院經調查審查結果，若認定被告否認犯罪且所主張或提出的事證顯與事實不符，而以被告犯罪後並無悔意，作為量刑審酌的參考，即非法所不許。

林立華與林瑞斌的見解，同樣依防禦權正當行使與濫用防禦權，將被告說謊區分成兩種，只要積極、故意提出顯與事實不相符的事證，即可採為量刑較重的參考。與李錦樑、錢建榮的見解相比，似乎對被告謊言的約束更嚴格一些。

最高法院以上兩種見解，雖然寬嚴稍有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不承認被告有說謊的權利，謊話說得太離譜了，達到權利濫用程度，還是有可能成為量刑較重的參考。

釐清被告說謊與辯護權行使界限的最高法院裁判要旨，在前兩案之前，據筆者查詢，還有張淳淙審判長（主筆法官蔡彩貞）於101年9月審判的黎允非等強盜案（參見101年台上字第4980號判決），限於篇幅，就不贅述了。

貳：「案重初供原則」之謬誤                                 

以下再談「案重初供」的謬誤。

「案重初供原則，最熱衷的無疑是檢察官，最高法院較早嚴詞指正的案例，是91年10月底審判的虞梃軍被訴偽造文書案，觀念違誤的，包括起訴檢察官、一審法官，及二審到庭執行職務檢察官。在該案中，台中高分檢署檢察官堅持「案重初供是證據法則之大原則」，指責台中高分院承審法官捨棄柯姓證人的偵查中初供，改判被告無罪，有違證據法則，最高法院在駁回檢察官上訴時很明確指出：「我國刑事訴訟法並無案重初供原則！」（參見91年台上字第5943號判決）。

可是，很奇怪的，「案重初供原則」的生命力很頑強，檢察官援引「案重初供原則」提起上訴的案例，至少持續了約7、8年之久，方因諸多偵查中初供欠缺人證物證補強而判無例罪案例一再出現，才迫使檢察官逐漸覺醒：「案重初供原則」不可倚賴了！應加強「非供述證據」的採證。

不過，「案重初供原則」似乎很好用，儘管高院、最高法院一再闡明「我國刑事訴訟法並無案重初供原則」或「案重初供已屬陳舊觀念，不合時宜」，但是，迄今為止，筆者上法學檢索網站查詢，還是可以查到不少案例是以「案重初供原則」為上訴理由，不過，上訴者已由檢察官轉為被告（可能被告或證人的初供對被告較有利吧？）了，難怪連資深記者出身的名嘴也習焉不察，一再在電視政論節目中朗朗上口。

其實，只要仔細思考一下，憑社會一般經驗，就知道所謂的「案重初供原則」有多麼不可靠了。

首先，刑事偵查或審判，首重證據裁判主義與嚴格證據法則，而供述證據之不確定性，以及偵查中坦承、審判中翻供的案例，多如牛毛，諸多案例經嚴格證據法則審查，發現欠缺物證補強而判被告無罪，也不勝枚舉，這些審判實務經驗，早已是不爭的「通識」了。

還有，假若刑事訴訟上果真有「案重初供原則」，那麼，一、二審法官幹嘛還要那麼費事再審訊被告？刑事訴訟法幹嘛詳定交互詰問、對質、鑑定…等調查審判程序，以查明被告或證人的供述是否與事實相符？直接引用檢察官的偵查初供（甚至警詢初供）筆錄審判豈非更省事？

※作者為資深司法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