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朱恒鵬因為在微信群非議習近平，而遭拘捕，此事經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後引發外界對中國言論管控的進一步擔憂。關於朱的被抓，我在華日的報導前20多天就已獲知。當時一個朋友告訴我，朱是因為非議三明醫改而被抓的，且經濟所受到牽連，領導班子也被一鍋端，全換了。我本想將此事在我的X帳號披露，但後來想到這可能給朋友帶來麻煩，也就作罷。此前，有朋友給我提供一些資訊，被警方叫去「喝茶」。

說實話，朋友告知我此事時，還不完全相信，因為感覺如果只是非議三明醫改，就把一個經濟學者，而且人家還是副所長抓了，有點不可思議，雖然三明醫改是當局宣導的醫改模範。因此我特意上了經濟所的網站，看看它的領導變更。果然發現，其所長和副所長同時是8月從社科院其他所調入，黨委書記沒有說什麼時候任命，但是一個專攻馬列的學者。顯然，經濟所領導班子的任命程式顯得很不正常，間接證實發生了一場人事地震。而朱恒鵬的資訊在經濟所的網站也消失了，研究員欄內沒有他的名字，無疑連這個資格都被除名。

一場太過嚴厲的處分

我上網查到朱2017年在財經雜誌發表了一篇三明醫改的文章，在此文中，他對三明醫改是表揚的。如果像朋友所說，他是因妄議三明醫改而遭此無妄之災，那他是什麼時候轉變對三明醫改的看法？這個轉變背後是否意味著體制內的學者，包括有一定學術地位和權力的學者在過去幾年對中國經濟、政策以及整體環境，還有對習近平個人的看法和評價，有一個大的變化？因為這肯定不只是朱一人有此轉變，他代表的是體制內至少一批持自由主義理念的學者的轉變。

2017年是習近平第一任期的最後一年。儘管習在那五年已經在政治上表現出集權，在思想觀念上回歸毛的傾向，但畢竟還不能做到完全的大權獨攬，在經濟上還有李克強為代表的中共黨內自由派的某種牽制，彼時的中國經濟雖然已出現衰退，但不是很明顯，所以體制內學者尤其是經濟學者，對當局的經濟政策和中國的經濟狀況還是抱有改好的希望，認為李克強、劉鶴等經濟官僚不會讓習在經濟上完全胡來。然而，從2017年到現在，習越來越專權，經濟也衰退得越來越嚴重，股市房市都奄奄一息，終於把體制內那些原本還存有一點幻想的經濟學者惹怒了，認為這樣下去就是自掘墳墓。從這個背景，事實上不難理解朱對當局態度的轉變。

不過我對朋友的有關說法還是存疑。華日的報導也只是說他在微信群裡批習，但到底是怎麼批習的，說了哪些習的壞話，不得而知。從當下的政治言，雖然中國的輿論環境變得比習統治前期更惡劣，當局對言論的管控在進一步加強，乃至公開要求對中國經濟不能說壞，只能說好——所謂唱響經濟光明論，然而，倘若只是在微信群裡發洩對習的不滿，批評當局對經濟的做法，從當局之前處理的相關案例——之前也有個別體制內官員因在非公開場合妄議習而受處分——來看，目前這種處理是過嚴了。即使社科院領導想討好上級，或撇清自己政治失察之責，最多是把朱的副所長職務撤銷，開除了事，不太可能上升到由警方介入，把人拘了。畢竟朱不是個普通學者，還擔任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研究機構的副手，而且以前沒有政治妄議的前科。但現在人不僅被抓，且經濟所的領導班子也全換，從這個角度，朱又看似不是一般的批習，是否像任志強一樣，有對習的刻意的政治醜化？

任被抓，是他發佈的批習長信，雖然此信開始也是在小範圍傳閱，但因語氣激烈，公然抨擊習的內外政策，對習進行政治上的徹底否定，還譏諷習為「剝光衣服也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被有心人洩露出來後在社會上得到廣泛傳播，產生了很大的輿論效果。對習來說，任的這封信無異於是討伐他的政治檄文。加上任的紅二代的政治背景，且和王岐山曾經過從甚密，而那個時候也正是習處於政治低谷時期，武漢疫情的大爆發把他搞得灰頭土臉，種種因素混在一起，很難不使習會疑心，認為黨內有一個針對他的勢力要借著疫情蠢蠢欲動，把他搞下，先由任發難，在輿論上造勢，喚起社會對他的不滿，接下來會對他採取其他手段。習當然不能容忍此種現象的存在，所以必須嚴懲，拿任開刀。

妄議中央，殺一儆百

然而，朱批習的事並沒有在社會擴散開來，只有部分經濟學者知道這個事。我的微信群和朋友圈過去幾月無人談及朱，說明知曉此事的人確實不多。這也就表明，朱的妄議不太可能涉及對習的政治攻擊，至少不像任的那篇討習檄文一樣。可如果是這樣，像前面說的，當局為何又大動干戈？我提出一個解釋。朱很可能在微信群裡說了對習大不敬的話，對他的某幾個政策進行了程度激烈的批評，此事傳出去後被社科院和網信部門獲知。但對這種事的處理當局本來是可大可小的，大就是現在的處理方式，小則交給經濟所內部處理。可是，這個事情被彙報到了蔡奇甚至習那兒。無論蔡還是習，在他們二位看來，眼下是政治上的不穩定時期，由於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動搖了習的領導力，現在像朱這樣的擔任一定職務的知名經濟學者，對習和他的經濟政策說三道四，卻不加以嚴處，會不會鼓勵其他對習不滿的學者也跟著批評抹黑習，攻擊當局政策，從而動搖軍心，損害習的權威？所以他們指示對此事要從重處理，把它作為政治上妄議中央和習近平的典型案例，達到殺一儆百效果。

任犯的是政治罪，最後當局以腐敗罪判處他18年重刑。朱應該沒有腐敗問題，所以當局要把朱收監，判朱的罪恐怕很難，總不能像對待民間人士一樣，也給朱安個尋釁滋事的罪名，這將會讓人貽笑大方。我估計現在警方在深挖朱背後有沒有一個反習小集團，或者朱在思想上是否受了海外反習勢力的影響，和這個勢力有什麼策應。如果警方是在這個方向調查朱，那麼他可能面臨兩種結局：要麼在調查後發現沒有其他嚴重政治問題，把他放了；要麼抓到其他把柄，給他安個相應罪名，判處幾年監禁。

不管對朱的處理結果如何，當局都是要發出一個強烈信號，即決不允許包括學者在內的體制內官員，借著當下的困難局面，非議習近平和中央的決策，在政治上和中央懷有二心。通過這起事例，官方學者更不敢、也不願去表達和當局不一致的看法，提出和當局不一致的政策建議。當官方學者都噤若寒蟬，可想而知，當局出臺的政策和決策，品質只會越來越差。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