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久前，自由亞洲電臺和美國之音都發表了對著名記者戴晴的專訪，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議論。在專訪中，戴晴主要講述的是她在紐約的博登書屋出版的那本書《鄧小平在1989》。

在六四30周年的2019年，香港的新世紀出版社就出版過戴晴這本《鄧小平在1989》。和5年前的新世紀版相比，博登版的《鄧小平在1989》有三個不同：

1、博登版在正文前加進了吳國光教授寫的序。

2、在正文後附錄了作者的一篇文章「綿裡藏針——鄧小平的政治性格」。

3、在正文部分，博登版把新世紀版裡一些沒寫出姓名的人的姓名寫出來了。例如新世紀版第161頁，新世紀版寫的是：「這裡引一段當事人回憶——敘述人某某某和他的女友」，博登版則寫出這位當事人的姓名苑天舒（第143頁），等等。另外，由於是5年後再版，著者在她的「寫在前面」中，把六四30周年改成35周年，把著者年齡增長「從48歲長到了78歲」，改成了「從48歲長到了83歲」。此外，博登版有些地方的字句略有改動，但意思沒變。

在10年前，2014年的6月4日，六四25周年，戴晴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備忘六四」。這篇「備忘六四」可視為《鄧小平在1989》的提要。

講1989的書已經很多了。戴晴這本講1989的書，如戴晴自己所說，不再以學運為主線。不再如35年來大多數評述：專制vs民主，當局vs學生——非黑即白。戴晴這本書，正如書名《鄧小平在1989》，是從鄧小平的視角講1989。這是一個特殊的視角，非常重要的視角。

（二）

在書的開篇，戴晴講到，4月15日，她陪伴臺灣《天下》雜誌總策劃殷允芃(Diane Yin)，拜望負責對台工作的官員汪鋒。汪鋒說：「小平同志最近考慮，把‘四個堅持’從《憲法》裡拿出，放進《黨章》。」

就是這段記敘引起軒然大波。不少人質疑，鄧小平真的說過把「四個堅持」從憲法裡拿出嗎？在六四35周年之際，戴晴放出這個大料，用意何在？

其實，戴晴這段記敘在10年前的「備忘六四」裡就講過了。奇怪的是，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怎麼那麼多人、而且還是最關心六四的人，當時沒注意到？

戴晴的這段記敘是否可靠？汪鋒是講過鄧小平說要把「四個堅持」從憲法裡拿出嗎？我和殷允芃有一面之交。我是在1989年年底去臺灣訪問時認識她的。去年我通過社交媒體給她發去資訊，問她記不記得汪鋒講過那番話。她回復說記不得了。另外，鄧小平如果講過把「四個堅持」從憲法裡拿出這句話，趙紫陽理當知道，但是我查閱了趙紫陽的回憶文字，沒見趙紫陽提到鄧小平講過這句話。

不過戴晴講到：「以上所述現場，並非孤證。‘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起草者胡喬木，早在這之前一、兩個月，就已經摸到‘小平同志的意思’，且在他那個層次上傳悄悄話：‘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遲早要從《憲法》上拿下來’」。胡喬木這番話，出自鮑彤先生在2008年的一次採訪。

還有一些旁證。李洪林在他的《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寫到：「1988年9月12日，在中共高層的一次會議上，話題轉到有人說中共領導人‘在海外有存款’的問題上。薄一波說：‘對那些胡說八道、造謠誹謗、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人要硬一點。’這時鄧小平說話了。他認為，造謠誹謗要納入法律解決的範圍，依法處理。但是對不同政見，不能這樣。他說：‘有些人有不同政見，這是允許的，比如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毛主席，那是他的政見，不納入法律解決的範圍。如把這個納入法律解決的範圍，太複雜，整個社會空氣都要變了。’」（380-381頁）另外，戴晴在《鄧小平在1989》一書中引用了趙紫陽在《趙紫陽披露中南海內幕》裡的一段話。趙紫陽說：「關於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經探過鄧小平的底，當時鄧小平的意見是：一、允許黨內存在不同的派別；二、可以開放報禁，允許發表對領導人的批評意見，但是批評一定要合法；三、絕不能搞‘三權分立’。這就是鄧小平的底線。」（第117頁）

根據上述資訊，我們可以認為，在六四之前，鄧小平確實有意實行政治改革，首先是實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回到當時的政治大氣候，鄧小平有這種想法也不奇怪。1987年，臺灣的蔣經國解除了報禁黨禁；1988年，蘇聯的戈巴契夫廢除了書報檢查制度，蘇聯出現了言論自由和社會輿論多元化。

但事實是，中國後來卻發生了六四。在短短的五十天內，鄧小平就從有意推動政治改革，轉變成下令屠殺和平抗議的民眾。不過這種180度的大轉彎也不是沒有類似的先例的。例如1957年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號召人民群眾給共產黨提意見，本來也不是打定主意放長線釣大魚、引蛇出洞，但是其結果卻是變成了反右。例如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本來是要反左的，結果卻變成了反右，變成了更左。戴晴這本《鄧小平在1989》的價值，就在於它勾畫出鄧小平轉變的脈絡。

（三）

按照戴晴的記敘，鄧小平本來是有意實行某種政治改革的，可是八九民運一起來，鄧的態度就變了。

4月15日，胡耀邦離世。戴晴寫到：「胡的死，實屬意外。民間的動盪，勢所難免。」我們知道，胡耀邦是在兩年前被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幾個老人在所謂生活會上逼下臺的，因此，民間對胡的悼念，必然帶出對那幾個老人的不滿。在中央黨校和北京大學三角地出現了「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死了」的大字報。一場學潮隨之而起。聯想到1976年周恩來去世，民間自發悼念周恩來，表達對毛澤東的不滿。鄧小平難免不感到，這場以悼胡為名的學潮是對著自己來的。這多少可以解釋，為什麼本來打算為自由化開綠燈的鄧小平，在八九民運一開始就站到了自由化的對立面。又由於趙紫陽和李鵬對學潮的態度不一樣，鄧也可能對趙有了不滿。

4月22日，在官方悼念大會結束後，趙紫陽當著李鵬、楊尚昆等人的面，對鄧小平提出了處理學潮的三條原則性建議，強調要疏導、要對話，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鄧認可，在場其他人也未表異議。但是到了第二天趙紫陽出訪朝鮮之後，形勢就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李鵬先是召開常委會聽北京市彙報，然後又向鄧小平彙報，接著就是推出426社論，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

事後有不少人批評說趙紫陽當初就不該出國訪問。如果趙一直在北京，就不會有426社論了。鮑彤在接受戴晴採訪時說，趙先前是問過鄧的：現在國內事情這麼多，可不可以不去朝鮮訪問？鄧說要去，並許諾去了以後回來你當軍委主席。鄧還對趙許諾下屆總書記還要你搞。鮑彤認為，鄧向趙許諾當兩屆總書記、當軍委主席，明顯是用話穩住，讓趙安心外訪，以便自己在北京佈局。戴晴不認為鄧在搞陰謀佈局。戴晴認為在那時鄧還是真心想把軍權交給趙的，是到了5月才變了主意。

接下來一個大問題是，趙紫陽5月4日在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上發表講話，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趙紫陽這番話和426社論以及鄧小平425講話都大不相同。他這番話是在什麼背景下講出來的？事先和鄧小平有無溝通，是否得到鄧的首肯？根據趙紫陽的回憶，他在回國後第二天即5月1日就召開了常委碰頭會。在會上他提出：不管原因何在，必須冷靜地承認一個嚴峻的事實，那就是廣大人民，尤其是學生、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同我們的認識（即426社論），有很遠的距離。趙紫陽說，反黨反社會主義搞動亂的只是極少數人，希望把426社論的調子降下來。

據1989年6月香港的《南華早報》和《明報》透露，趙紫陽4月30日從朝鮮回來後，在發表五四亞銀講話前曾經見到鄧小平。鄧對趙說：「你應該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穩定局面，...如果局勢穩住了，你可以執行你的方案，如果它可行的話，不必管我曾說過的話。」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羅德明（Lowell Dittmer）和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在他們的論文中都引用過這個資訊。我也引用過。不過我後來查閱趙紫陽的回憶，趙自己並沒有講過。

按照戴晴的記敘，趙紫陽回到北京後就想見鄧小平。但鄧家大秘王瑞林說，鄧最近身體很不好，很擔心到時候見不了戈巴契夫，那問題就大了。所以現在什麼事都不要報給他，以免分心。戴晴寫到：鄧身體不好有旁證，鄧朴方曾對人說此前鄧大病了一場。誰都不提令鄧小平「文嚇」失敗的427大遊行。但醫學界早已注意到：一個人精神極度沮喪，是會直接影響身體的。有毛澤東1971年林彪事件後和1976年四五運動後兩場大病為證。

戴晴引用趙紫陽的《改革歷程》。趙紫陽不能面見鄧小平，他就把他的想法告訴閻明複，請他通過楊尚昆和鄧周圍的人轉告鄧。趙紫陽寫到：「5月3日，我到了楊尚昆家裡。楊告訴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鄧的子女談過，他們認為現在修改426社論有困難，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轉這個彎子。他們還說，如果現在找鄧談，鄧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難了。你們在前線，慢慢去轉這個彎子。」「就在這一天，閻明複到我家告訴我說：王瑞林和鄧的子女都表示，對學潮問題，由中央負責同志根據情況處理好了。如果現在找鄧，萬一鄧不同意，反而更難辦。」

趙紫陽是在得到王瑞林和鄧家子女的資訊後發表他的亞銀講話的。這看上去很奇怪。因為王瑞林和鄧家子女傳達的並不是鄧小平本人的意思，甚至也不是他們揣摩出來的鄧小平的意思，他們傳達的只是他們自己的意思，那為什麼趙紫陽就像得到鄧小平本人首肯一般，放心的照自己的想法去說去做了呢？這就是宮廷政治的微妙，也反映出鄧小平的困窘與尷尬。

（四）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戴晴解釋說，她這本《鄧小平在1989》與官方和民間敘事不同。戴晴認為，「六四」的根源是中共上層從「政爭」（陳雲要計劃經濟，鄧小平要開放市場）到「權爭」（誰說了算或一線指揮的人是誰的人），最後發展成「權鬥」（你死我活）。戴晴認為趙紫陽的遭遇就是「六四」時期的上層惡鬥的例子。這種「上層的惡鬥」導致中國的現代化轉型遭遇巨大挫折。

戴晴的這種解釋很難讓人信服。因為我們在六四看到的上層鬥爭主要是鄧小平和趙紫陽的鬥爭，而不是鄧小平和陳雲一派（包括李鵬、姚依林等）的鬥爭；另外，八九、六四這場上層鬥爭，也不是圍繞要計劃經濟還是要開放市場，而是圍繞要自由民主還是要一黨專政。再有，戴晴說，廣場激進民運及其領袖是這場惡鬥的口實、棋子！這也很難讓人接受。民運分明是獨立的，是主動的，怎麼能說成是棋子呢？

戴晴斷言六四的根源是上層的權爭，學生是棋子。這種說法很難讓人接受。戴晴在講到胡耀邦離世引發各種力量的複雜反應時，寫下一句話。她說：「鄧無論如何沒有料到的是，衛道那幫子，簡直從一開始，就想到利用激進革命而達到自己目標：趙紫陽，這回還弄不下去麼？！」（第39頁）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那麼戴晴實際上要表達的意思是，廣場激進民運及其領袖，至少是在客觀上，幫助了中共上層中保守派別，成了他們的棋子。在八九期間，以趙紫陽為首的開明派一度主導局勢，不止一次做出退讓，但民運方面總有一些激進領袖不懂妥協拒絕正面回應上層開明派。戴晴以鄧小平的視角寫到：五常委書面講話，按你紫陽的辦法，已經退讓到底了把？怎麼樣？理都不理你！

六四後，一些學生領袖反思，為當年沒有正面呼應趙紫陽的五常委書面講話而感到十分遺憾。不少學生領袖承認，如果當年能把和中共開明派對話的機會抓住，實現與中共開明派的合作，八九民運一定會有完全不同的結局。

著名的國際非暴力政治學專家基 恩·夏普（Gene Sharp）曾經對1989年中國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做過認真的考察與研究，他總結出的一個教訓是，如果學生通過談判獲得可持續的政治空間後撤出，政治局裡的溫和派後來被證明已經準備考慮給予那種空間，學生就可以聲稱取得了勝利並將這一資訊傳 遍全國。一位年輕的非暴力行動專家、塞爾維亞學者波波維奇（Srdja Popovic）也對中國的八九民運做過研究。他指出，中國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就是，學生太過理想主義，沒有利用當局的退讓 而及時地宣告階段性勝利。

（五）

戴晴這本《鄧小平在1989》，是迄今為止，從鄧小平的視角、從中共上層鬥爭的視角，記敘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的最好的一本書。戴晴說這本書是「未定稿」，倒也不全是自謙，因為還有許多當年的一手資料被封存于中共黑箱之中。對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的記錄與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

※作者為《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