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過去一百多年前（1884）以「台北府城」而得名的台北市「城中區」一帶，曾經是我早昔學生時代通勤往來、課餘晃蕩漫遊必經之地，如今在這近十年來的空間面貌又有了時移俗易的巨大變化。

昔日舊稱「本町」（意指「最繁華的街道」）重慶南路櫛比鱗次的書報攤與老字號的書店街，逐漸被新興的商務旅館所取代；座落於二二八紀念公園的「國立臺灣博物館」，拆除了從襄陽路到衡陽路側門的部分圍牆，頓時讓整個行人空間與開放廣場的視野更加開闊；而被四周高架橋「禁錮」長達三十九年的台北「北門」，終於也在（2016年）忠孝橋引道拆除後「重見天日」，之後輾轉成為今日的北門廣場。

另位在台北車站斜對面、忠孝西路與懷寧街口，最初為1937年落成的「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台北支店」三層樓辦公室建築，戰後初期「台灣航業公司」（1946）和「台灣省公路局」（1958）總部均曾設址於此。2014年獲文化部指定修復再利用為「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台北館」，五年後（2019）完成古蹟修復工程，並以上世紀30年代和洋混合「興亞式」風格（呼應彼時日本殖民政府「復興亞洲」政策，其特徵為現代簡潔屋身、日本趣味裝飾及東方樣式屋頂塔樓）的建築原貌重新面世。

走進「國家攝影文化中心」館內，循著優雅的洗石子旋轉樓梯拾級而上，彷彿一步步踏入時光迴廊，追索昔日「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所開闢經營的海運路線，串連起大阪這座城市與台灣近代歷史之間的重要關聯。

值得一提的是，現今座落於大阪府吹田市萬博紀念公園的「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1974年創立），亦與台灣音樂和民族學研究密切相關。早在1980年代，該館即已買下了戰前日本「古倫美亞唱片公司」（Nippon Columbia）在上海、台灣等地所發行一批近乎完整的SP（Standard Play）七十八轉留聲機唱片（蟲膠曲盤）錄音資料（包括金屬母盤）。除此之外，該館內更保存了大約五千件來自日本早期人類學者鹿野忠雄、鳥居龍藏、瀨川孝吉在台灣進行田野調查所蒐集原住民相關生活器物（其中不乏各族群的樂器）與標本資料等豐富的珍貴館藏。

近百年前蓬勃發展海運交通及觀光產業的台日航線
 

根據1999年「創元社」出版《大阪市の歷史》書中概述，早自一千多年前奈良時代（西元710〜794年）起，大阪就因其臨海地理位置而成為貿易港口，位居交通量繁多的瀨戶內海與從內陸流向大阪灣的河流匯流之地。到了十六世紀安土桃山時代（西元1573〜1603年），豐臣秀吉修建大阪城作為政治中樞，並成為當時日本經濟活動最旺盛的都市，以及全國物資、人潮和金流的重要集散地，被譽為「天下的廚房」（天下の台所）。明治維新（1868年）之後，新政府在這裡陸續設置鐵工所（主要專責機械製造及造船工業）、造幣廠和砲兵工廠，使得大阪開始逐漸轉型為工業城市。

與此同時，日本國內最大船運公司「大阪商船株式會社」也在明治十七年（1884）於｢大阪府北區富島町14番地｣設立了公司總部。就在日本政府依馬關條約（1895）取得台灣後，隔年（1896）隨即來台開設「基隆支店」，並且在台灣總督府給予每年六萬圓的補助金下，首度開闢神戶至基隆之間每月三班的定期航運-稱之為「命令航路」，其後（1925年）陸續開設高雄橫濱線（主要用以載運香蕉）、那霸基隆線的直航海運，並以基隆為起點，規畫了台灣沿岸東迴（基隆蘇澳花蓮台東）、西迴（基隆馬公高雄）兩線，每月固定航行六班次，花蓮港客貨運均仰賴此航線。隨之，甚至還拓展至中國（包括高雄天津線、高雄上海線、高雄廣東線、基隆福州廈門線）、滿洲（高雄大連線）、南洋（基隆香港線）等地，後來又在台北車站前興建「台北支店」（1937年竣工，今「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構建了一幅以台灣為中心、四通八達的海上交通網。

約莫1930年代左右，當時大阪商船共有十四艘郵輪 註更多大阪商船經營神戶至基隆航線的歷史，自1897年4月至1942年5月，前後共計45個年頭。主要服務的船隻包括最早航行的「笠戶丸」，以及自1924年投入的「蓬萊丸」與「扶桑丸」兩艘萬噸級客貨輪，之後又陸續加入「瑞穗丸」（1927）、「高千穗丸」與「高砂丸」（1937）。而橫濱至高雄航線所使用的船隻則包括定期航線的「高雄丸」與「恆春丸」，以及非定期航線的「屏東丸」、「台東丸」與「彰化丸」。另外還有那霸基隆線的「基隆丸」、「八重山丸」、「宮古丸」。馳騁於台灣與日本之間的海域，每隔兩、三天便有定期航班往返台日兩地。

其中最負盛名的，號稱基隆神戶線第一艘萬噸級豪華客輪「蓬萊丸」，與同時期「瑞穗丸」、「扶桑丸」並稱「台灣航路の三巨船」，不僅作為當年承載著蔣渭水、蔡培火等「台灣文化協會」成員追求台灣自由的熱情與理想、來到日本東京從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重要交通工具。而在電影《KANO》裡述說1931年來自「嘉義農林學校」原本默默無聞的野球部（嘉農棒球隊）初次代表台灣參加日本甲子園大賽時，便是在基隆港搭乘「蓬萊丸」出發前往神戶。

隔年（1932）作家楊逵（1906〜1985）也在其發表於《台灣新民報》的第一部自傳式短篇小說《送報伕》（日文原名「新聞配達夫」）筆下勾勒出一幅耐人尋味的文學場景：小說主角楊君搭乘「蓬萊丸」從日本返台，「滿懷著確信，從巨船蓬萊號丸底甲板上凝視著台灣春天，那兒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到惡臭逼人的血膿底迸出。」

彼時伴隨著島內各種殖產興業的蓬勃發展，以及日趨完備和快速便捷的環島鐵道交通基礎建設，連帶也促進了觀光休閒活動的興起，不僅總督府鐵道部在各地皆有特約觀光旅館，且每隔一、兩年就會持續更新旅遊資訊、編纂出版《台灣鐵道旅行案內》引介台灣各地風景名勝。「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同時也不遑多讓，印製了許多宣傳台灣旅遊的導覽手冊，封面圖像主要以具有南方物產特色的椰子樹或台灣原住民（蕃人文化）為重點，內容則按慣例附上航行時刻表、航線地圖、船舶內部空間（照片）介紹與客貨運服務相關費用、車船聯絡和旅館住宿資訊、島內精選旅遊景點簡介等，以便吸引日本內地遊客前來台灣一覽其壯麗美景。

「高千穗丸」海難事件，以及「海洋（船舶）画家」大久保一郎

二戰期間，從1937 年「盧溝橋事件」開始全面侵華，乃至1942年爆發「太平洋戰爭」，由於日本軍隊需要大規模海上交通工具來運輸士兵、武器彈藥、糧食補給等軍事物資，於是便陸續頒布了《全國總動員法》（1938）、《戰時海上運輸控制令》（1942），將所有民用船隻及其船員以「戰時徵用船」名義，強制編列在陸軍、海軍等國家組織的控制之下。

然而，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接連失利、節節敗退，致使大量被徵召運輸軍火及人員的民用商船紛紛難逃遭美軍擊沉的命運。據統計，當時大約有兩千五百艘船被擊沉，六萬名水手在戰鬥中陣亡。僅只「大阪商船」這家公司，便損失了兩百多艘船隻和四千多名船員。

其中最為台灣人所熟知的，當莫過於1943年「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所屬「高千穗丸」，從九州航向台灣時，於3月19日在基隆港外遭美軍潛艇以魚雷擊沈，船上千名乘客包括多位台籍菁英罹難，是為世界重大海難事件之一。及至2005年，導演黃玉珊即以「高千穗丸」海難中喪生的日治時期台灣藝術家黃清埕為故事背景，拍成了電影《南方紀事之浮世光影》。

正因戰爭帶來了慘烈的重大傷亡，當時（1942）「大阪商船」社長岡田英太郎便委託畫家大久保一郎（1889〜1976）根據倖存者的採訪證詞、真實地描繪戰爭期間徵召民用商船被戰火摧毀的情景，予以紀念這些在大海中不幸喪生的遇難者。最初這批畫作原有80幅，不久隨著戰後混亂而下落不明，直到1981年才在在公司倉庫裡被發現，並修復了其中 37幅作品。此後，幾乎每年都會固定在日本各地舉辦以「戰時徵用船遇難」為題的紀念畫展。

彼時擔綱繪製的大久保一郎，不僅被譽為日本第一位「海洋（船舶）畫家」，同時也是「大阪商船」社刊《海》長期合作的特約「封面畫家」。該雜誌自1924年創刊，至1943年停刊，共計發行144期。目前國內只有在台大社科院圖書館（現更名為「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收有一套將近完整的藏書。

為了一窺堂奧，我曾多次專程前往該館內翻讀《海》這份雜誌，每每為其內容涵蓋海運產業、文藝創作與台灣風土報導等多元面向，以及大久保一郎筆下描繪各式船舶姿態和諸多充滿「海洋意象」的封面畫作感到相當驚艷。特別是與戰後戒嚴時代國民黨當局將海洋視為禁區、嚴禁人民接近海岸的對比之下，「大阪商船」的《海》總是令我不自覺想像著一百年前的台灣，在日常生活中曾經與周邊海岸有過緊密互動的所謂「海洋國家」的歷史面貌。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