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將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三位來自美國大學的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們在關於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三人分別是麻省理工教授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教授Simon Johnson、芝加哥大學James A. Robinson。

三位美國教授的相關背景

制度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此次獲獎前，三位學者已經長期密切合作多年。2023年，達龍·阿西莫格魯與西蒙·詹森合作出版了《力量與進步：我們為技術與繁榮而進行的千年鬥爭》，這本書探討了重大技術變革的歷史，以及背後的經濟學，也討論了關於人工智慧的話題。十多年前的2012年，達龍·阿西莫格魯與詹姆斯·A·羅賓遜合著了《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這本書後來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的著作，探討了不平等的根源，以及為何一些國家變得富裕和成功。此外二人還合作出版過《獨裁與民主的經濟起源》《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與自由的命運》兩部著作。

兩位作者曾對中國的「榨取性制度」表示悲觀

中國的制度很難說符合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設想的「包容性制度」，沒准更接近「榨取性制度」，政治上無競爭少參與、經濟上政府與民爭利國進民退等。但矛盾的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卻是世界領先的。那麼中國是一個例外嗎？這對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論述構成了挑戰嗎？

人們期待的當然是中國的平穩轉型，而不是革命。但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沒有談及這個選項，在他們眼裡，中國的經濟增長註定無法持續，概因不革命就無法帶來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制度。

對於任何一個關心中國的人來說，「如何能不革命又完成制度轉型」或許才是重要的問題。我們當然也不能幼稚地期待唯一確定的答案，每一個人都將展開自己的思考，這才是重點。

「中國模式」無新意，十年前就遭到了反駁

根據《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的闡釋，中共在中國大陸的七十多年統治中，絕大多數時間都處於最壞的組合狀態：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經濟制度。但是，很多人截取1978年以後的三十餘年的歷史片段，希望以此重新定義中共統治。對此，這本書裡也有過討論。它被認為屬於另外一種組合，即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

中共宣傳機器會攻擊本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十年前已經提早開始了。

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文章《「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失敗》（作者楊虎濤），對該書觀點提出批評。今天，也許可以寫一篇《「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失敗的失敗》。

該文得出結論說：《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一書只是制度決定論的一個極致的、荒謬的翻版。國富國窮並非某一單一因素的結果，而是在歷史特定性條件下多種因素組合的結果。當年，作者顯然還沒有今天金刻羽教授的」制度自信」，竟然沒有直接說中共專制是最好的制度。（本文轉載自《中國數字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