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混亂而危險的體制，相對於古代的帝制、封建和現代獨裁政權的穩定性，民主一直都是動盪不安，因為每一次的選舉，就是權力的鬥爭和更迭，在朝和在野，兩者之間的權力和資源的掌握有天壤之別，因此每一次的選舉，就是一場零和的爭戰。

我一直認為民主要有安全的環境發展，這個安全的環境，包含了成功阻止外敵的入侵與干擾，和內部自己人的鬥爭要有控制的機制，如果沒有這個安全的環境，民主和其帶來的自由與經濟繁榮，都會像曇花一現，不能永遠發亮發光。

這篇文章要談內在的安全機制。如果要讓民主的選舉，不致於變成你死我活的羅馬競技場，就要先把選舉的重要性壓低，把選舉結果牽涉到的利益規模降低。如果政治人物下野之後，仍然有充份的機會可以成名致富，那選舉的成敗，就不致於讓人輸了也要翻盤。同時，也要限制政府的權力，讓選贏的人，不能整盤端走。

美國得天獨厚，開國之初，就有了完美的條件降低選舉勝負的籌碼。北美十三州，從殖民時代就充滿了機會，廣大無垠的美洲大陸，只要你有心、有力，多的是機會。從來也沒聽過美國有餓死人的饑荒。首任財長，漢彌爾頓在華盛頓麾下，幹得有聲有色，還是聯邦黨人的領袖，但他在華盛頓任期結束前，就先走人回紐約當律師，因為政府官員薪水太少，還不如一個律師偶爾參與華爾街投機事業，更讓他能養家活口。而華盛頓有十足的民眾擁戴，如果他想要，他可以終身掌權，但他選擇回到維吉尼亞的莊園，過著南方紳士的退休休閒生活。美國的建國群賢，幾乎都是這樣，政治只是人生的一部份，而不是全部。

另一方面，1787年的憲法，正式地把「制衡」制度化成政府權力的緊箍咒。美國的政府設計，不在於要幹好事、幹大事，也不在於精確有效率，而在於政府互相制衡，把民眾的自由放到最大。因此，就算聯邦政府改朝換代，牽涉到的人事與預算，也相對有限，贏者全拿的勝利果實，也不致於太誇張。

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權力限縮，背後有法治的道理，創造出更多的機會。政府沒有法律，不能隨意侵犯人民的財產和權利，所以私人的自由，可以在法庭上得到徹底的保障。不但沒有秘密警察半夜敲門把人帶走，更不會有今天可以做的事，明天突然就不行的朝令夕改。政府沒有濫權的門路，人民就對自由和財富的累積有信心，就沒有理由不去夢想成功。所以這兩個降低選舉勝負籌碼的原因，還會互相加乘，選舉選輸了，老子不當官了，幹私人企業去，老子還更發達、更自由，然後有更多的經濟機會給自由人發想出來，讓選舉的成敗，更不當回事。我只是不搞政治的普通人，就算不能像漢彌爾頓當律師、沒有華盛頓一樣的莊園，我來開汽船，我來建鐵路，我來挖石油、煉鋼，不然我來寫小說，拍電視、電影，或者是打球給人看，越有自由的保障，就越多的私人發展機會，就越少人把身家財產都壓在政治的輸贏。

美國人每到夏末，就有許多人興奮起來，因為足球季開始了。一個禮拜裡，除了週五的高中足球、週六的大學足球、週日的職業足球，現在又多了週一晚足球，週四晚足球，一路要弄到一月底二月初的大學冠軍賽和超級杯。沒有在美國親身感受過，你不知道足球超越政治的能力，你也不會知道政治上的死敵，卻可能是同一個足球隊的支持者。

麥迪遜的憲法理念，有一點就是美國的政府是共和，而不是民主。在共和國裡，越大的體制，越不容易讓政客勾結，就越不會踐踏人民的權利。所以共和國越大越好，越能把勾結的勢力稀釋。而美國，一如麥迪遜的勾畫，果然越來越大，不只是人口、土地的越來越大，而是經濟活動的體量也越來越大。想像如果美國的政治體制是沒有制衡的，這些掌權的菁英，很有可能也是掌握所有的體育資源，也很有可能把好看的足球運動給毀了。

美國的民主雖然因為這兩個降低選舉籌碼的機制有加乘效果，但民主的惡質性，隨時在威脅著民主。民主到頭來還是要數人頭的，選舉沒師傅，票多的贏。票要多，買最快。美國當然不會有拿錢換票的事，但哪一個政治人物，敢不理民怨，不照顧人民？但這一個照顧人民的民主理念，保證了政府的不斷擴張。政府的社會福利，政府的公共建設支出，哪一個不需要把政府規模做大，哪一個不侵犯人民的自由？

美國的民主，尚且沒有傾倒的問題，因為私人部門還是很強大，人民對自由的權利，還是相當謹慎地看守著，所以雖然政府不斷地擴張，充滿機會的美國社會，還是能夠把選舉的勝敗，壓到一個可以乎略的地步。兩個多星期後，不管是川普，還是賀錦麗當選，絕大多數的民眾，還是馬照跑、舞照跳，週末的足球照看。但美國人，三不五時的還是要把政府權力修理一下，不要讓這個怪物長得太大，不要讓那些政治人物、政府官員太容易勾結。八零年代有雷根，我們來看看，這個二十一世紀的川普，是不是能像雷根一樣，讓美國的民間活力，再次強大，而讓我們這個混亂的民主體制，一直運作下去。

※本文作者為美國財務學教授。文章經授權，轉載自作者X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