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聖誕節，整個英國都在聽同一首歌。這首單曲於11月28日問世，第一週便銷售了100萬張，是英國音樂史上銷售最快的單曲。《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是為了非洲衣索比亞饑荒的慈善募款而發行的單曲，集合了波諾、史汀、喬治・麥可、喬治男孩等37位英國頂尖歌手獻唱，並有保羅・麥卡尼等人旁白、菲爾・柯林斯伴奏，不僅代表當時英倫搖滾的頂峰，而且啟發了美國麥可・傑克遜等人的《We are the world》。隔年舉辦的Live Aid演唱會，更吸引了全球五分之二的人觀看，成為二戰後，非洲引發西方人民關注的高峰。

救援衣索比亞饑荒的活動結束後，非洲經濟仍跌跌撞撞，直到1990年代開始好轉，但是真正大步前進還要等到2000年之後。

1998年，後來接替曼德拉成為南非總統的姆貝基（Thabo Mbeki）在東京向日本觀眾演說，表示「新殖民主義在我們大陸上壽終正寢，非洲復興的新時代已經展開。」非洲的一黨專政與軍事獨裁讓位給民主治理，新經濟政策獲得青睞，聚焦吸引外資、減少國家干預、促進私部門的成長，也敦促國際援助，參與這場非洲復興運動，非洲的經濟才開始見到一絲曙光。

從衣索比亞救援到姆貝基就任南非總統，非洲成長速度雖然不快，但仍彳亍前行，不過整體而言，非洲人民依舊貧困。根據Elsa Artadi 和 Xavier Sala-i-Martin的估計，2000年時，全球有近半數貧窮線以下的人口生活在非洲，而1970年時，這個比例僅有十分之一。這代表從極端貧窮的角度而言，當世界其他地區正在飛速前進時，只有非洲仍停留在原地。停在原地其實是個美化的說法，事實上非洲在倒退中，2000 年非洲貧困人口為 3.6 億人，而這個數字在 1975 年僅有 1.4 億人。

2000年後，非洲經濟終於開始僅次於亞洲的速度高速成長，但是奇怪的是，非洲挨餓的情形依舊惡劣。根據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等機構的統計，去（2023）年非洲有20.4%的人處於飢餓之中，比亞洲的8.1%和拉丁美洲的6.2%要高出許多。更糟的是，當拉丁美洲饑餓人數在降低、亞洲持平時，非洲是唯一飢餓人口比例上升的地區，有58%的非洲人處於中度或嚴重的糧食不安狀態。1984年迄今，其實每一年聖誕節人們都可以唱：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非洲以農業雇用人口最多，服務業佔GDP比重最高，而製造業無論是雇用人數或是附加價值都是最低。（維基百科）

會發生這種情形，除了戰亂與政治動盪之外，還有部分是因為非洲內部貧富不均的結果。非洲各國國民所得差距很大，名目平均國民所得最高的塞席爾（$21,875）是最低蒲隆地（$230）的95倍。2021年，非洲收入最高的前10%佔總收入的54%，財富最高的前10%佔總財富的71%；以吉尼係數衡量所得不平等程度，本世紀以來非洲雖然持平，但絕對算不上好，各大洲中僅優於拉丁美洲。

在經歷十年高速成長後，非洲經濟於2010年起開始減速，埃及、奈及利亞和南非這些大國表現尤差。導致1990 年到 2019 年的 30 年間，中國和印度和的人均 GDP 年平均成長率分別為 8% 和 5%，而非洲僅為 1%。全球化興起時，非洲彷彿是個局外人，並未受邀這場盛宴；等到千禧年後，非洲終於參與這場狂歡。經歷欣欣向榮的十年後，音樂卻戛然而止，每個人都在搶剩下的椅子，只留下一臉茫然的非洲。

要如何改善非洲的貧窮？知名的親中學者薩克斯（Jeffrey Sachs）曾經著書，強調只要按照他的龐大計畫，富裕國家的外國援助每年增加到2,000億美元，就可以消除世間的極端貧窮。但是因研究貧窮而獲得諾貝爾經濟獎的Esther Duflo卻指出薩克斯的方法有問題；William Easterly的研究更證實薩克斯的做法基本上是錯誤的 —— 有些純屬浪費，有些甚至有害。僅僅依靠外援，很難改變非洲的貧困。

非洲各國差異極大，對其經濟表現很難有單一的解釋。不過研究發現，至少有三項因素和非洲國家的經濟表現息息相關：包括Daron Acemoglu與James Robinson提倡的「制度品質」、Edward Glaeser等人倡議的「人力資本」、以及「外資」。

2000年之前，非洲經濟最大的問題之一在於缺乏投資，而且其制度不利於累積資本。 1975 年之後，非洲的投資率只剩下 8.5%，而OECD國家的平均投資率在 20% 至 25% 之間，東亞國家更高達 30%。而且更糟的是，對非洲的投資大多流入效率較低的公部門。同時非洲的人力資本低落，無論在教育與健康均表現不佳，而且外資極低，讓非洲技術難以進步。加上非洲佔全球貿易比重在2％ - 3%之間，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量遠低於歐洲和亞洲的區域內貿易水準，也限制了非洲國家出口成長的機會。

2000年之後，受益於經濟改革、外資進入、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與外債降低，非洲迎來經濟榮景。很多非洲人離開農村，遷居城市從事貿易和其他服務業工作，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因此受益，外資也帶來新技術與新知識，令經濟高速發展。

你可能已經注意到，前面說非洲人離開農村之後，到城市尋求服務業機會，這和我們熟悉的日本、台灣、韓國與中國等東亞國家經驗十分不同，事實上，也幾乎和所有已開發國家的經驗不同。自工業革命起，所有國家經濟快速成長時，都會經歷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巨大遷徙。不同的是，從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到先進者歐美國家再到現代經濟奇蹟的東亞，都是人口一開始從農村流入製造業，等到國家有錢到一定程度後，再轉向服務業，最後成為以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經濟體；而非洲則是一開始就從農村大量流向服務業。

這是東亞和非洲的最大不同：東亞全力發展製造業，而非洲的製造業卻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1960年，製造業僅佔東亞GDP的11.4%，非洲已經有16.2%，超出東亞國家。但是之後的發展出人意料，1984年英國高唱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時，非洲仍維持在16.7%，東亞已經快速增加到24.6%。即使到了2020年，東亞大多早已經轉型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經濟體多年，製造業仍增加到25.6%，非洲卻一路下跌到12.8％，非洲製造業佔全球比重也只剩不足2%。

在非洲農業、製造業和服務業三部門之中，以農業雇用最多人口，服務業佔GDP比重最高，因此兩者都有其重要性，而製造業無論是雇用人數或是附加價值，都是三部門之中最低者。

這不是一個小問題，非洲的發展軌跡雖然有其獨特性，但並非獨一無二，印度便和非洲十分相似。1970年，印度農業佔GDP比重為三者之冠，其次是服務業，製造業最低。1978年起，服務業超越農業，成為龍頭。和非洲一樣，印度也是服務業的發展先於製造業。

不過1994年之後，印度的製造業佔比就正式超越農業，而非洲的製造業和農業比例十分接近。2014年，印度總理莫迪上任，全力推廣製造業，要補過去未完成的「功課」，將印度打造為製造大國，印度製造業才逐漸拉開與農業的差距。

但不是每個人都同意莫迪「印度製造」的政策，反對莫迪最力的前印度央行行長、芝大商學院經濟學家拉詹（Raghuram Rajan）便批評世界容不下印度和中國同時變成製造大國，只會造成產能過剩的悲劇，印度應該集中精力發展自己最擅長的軟體等服務業，而不是將大量資源投入到與中國擅長的領域而與之競爭。

印度總理莫迪上任，全力推廣製造業，要補過去未完成的「功課」，將印度打造為製造大國。（美聯社）

不止莫迪，很多人也不同意拉詹的觀點。劍橋大學經濟學者張夏準直言，認為經濟發展可以跳過製造業，直接進入服務業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製造業的生產力比服務業成長更快。

不僅如此，製造業通常回報較高，容易吸收投資，而且因為工廠在地理上聚集，更容易累積資本。製造業通常外溢效果也更強，可以帶動上下游與相關產業共同成長。製造業還可以大量生產降低成本，然後出口到世界其他國家，創造大量財富。而且相比農業與服務業，製造業更容易促進技術進步。因此可以從較簡單的產業開始，透過出口逐步進入比較複雜的製造，一旦融入世界生產網絡，吸收、模仿與擴散技術的機會都會較多，可以更進一步促進產業升級，甚至促成相關服務產業的進步。

台灣人應該對這套說法十分熟悉，因為這就是台灣經濟奇蹟的標準做法，從出口導向的加工出口區到科學園區，從紡織到電子再到半導體，一步步循階梯而上的做法。不僅台灣和東亞的日本、南韓、中國，連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等開發中國家，在高速成長時期，都經歷過快速工業化。

不過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有些學者認為非洲這種現象被稱為「過早去工業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其來有自，因為快速工業化的機會是有限的，今天很多國家已經錯過機會之窗。例如哈佛大學Dani Rodrik主張因為製造業的自動化趨勢，加上全球化的結果，不僅提高全球製造業的技術門檻，也壓低了工業製造品相對於服務的價格，造成低收入國家遠比日台韓等東亞先行國家更早耗盡工業化機會。

這種論點主要是基於近年的資料顯示，開發中國家製造業附加價值佔GDP比例與就業人數比例，都在下降中，而且工業化達到高峰時的人均所得要比先前工業化國家低得多，這意味著許多開發中國家未曾真正工業化就變成服務業經濟體，想要照抄東亞四小龍的發展方式幾乎變得不可能，Rodrik甚至認為東亞新興經濟體也許是最後一批工業化成功的國家。

雖然「過早去工業化」確實發生在後進的開發中國家，但是如果我們檢視全球圖像，也許會得到不同的結果。Nobuya Haraguchi等人發現，從全球尺度而言，自1970年以降，製造業附加價值佔GDP比例和佔就業人口比例並沒有下降，製造業依舊是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引擎，這代表「過早去工業化」並不是開發中國家必然的命運，而是受到個別國家因素的影響。晚近開發中國家普遍發生製造業比重下跌，主要是因為全球製造業高度集中在某些國家所致。簡而言之，非洲不該認為「低的、好摘的果子」已經被摘光，東亞國家也沒有耗盡工業化機會，只要條件適當，仍有機會發展製造業致富！

前面說過，非洲的服務業對經濟成長貢獻最多，儘管如此，非洲服務業的生產力依舊很低。根據麥肯錫顧問公司的估算，服務業貢獻超過半數的非洲經濟產出，但是其生產力卻很低。2019 年，非洲服務業的生產力為 7,200 美元，而印度為 8,900 美元，拉丁美洲為 17,700 美元，中國為 20,900 美元，非洲是世界上所有地區中最低的。

不僅如此，農業佔有非洲最多就業人口，農業的生產力也逐年上升，但是以全球標準而言，農業生產力依舊偏低。更不用說日漸下滑的工業了，缺乏工業技術讓非洲人喪失許多賺錢機會。非洲人至今仍以低價出售原油，在高價買回精煉石油產品，甚至很多台灣人熟知的越南腰果，其實也有大半是從非洲進口，加工後再貼上越南品牌出口的。

因此如何促進技術進步、增進利用技術的能耐，以改善生產力，對非洲的下一步成長十至為關鍵。要達成這一切，就必須要有充足的人力資本與制度，能夠保障投資與鼓勵創新，將生產資源從原本效率較低的公部門移轉到私部門，並確保產業有足夠的競爭與生態。或是用最簡單的說法，需要鼓勵非洲的創業家精神。

那麼非洲的創業情形如何呢？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討論非洲目前的創業情形，如何從過去的一潭死水到曙光乍現，以及非洲創業中獨步全球之奇特現象。

※作者為台大機械系、政大企研所畢業，於法國INSEAD取得博士學位。現為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