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導演安德烈亞斯·哈特曼與日本導演森新田的作品《人間蒸發株式會社》是今年紀錄片的話題作，無論在德國還是海外都有很好的票房，但是偏偏在拍攝地日本，這部紀錄片是不能播放的。

客觀原因是因為本片是拍攝日本的特殊群體：自願人間蒸發者，他們為著種種不堪的原因從原來的身份、家庭、住地逃脫，隱姓埋名在別處開始新的生活，他們答應被拍攝的一個條件就是本片不能在日本播放，免得被故人或者債主發現。這是現實考量，也是日本人的恥感之一種。

事實上，不少蒸發者也是因為恥感選擇逃避。譬如因為無法面對父親傳下來的公司虧損二十億日圓，某位人父感到無顏面對父老鄉親，竟然拋下妻子和三個孩子出逃，那時他最小的孩子還在幼兒園。雖然日後他被兄長逮到，和孩子恢復了聯繫，但還是沒有回家⋯⋯我想背後的潛意識，不只是經濟壓力也不只是恥感，從他隻字不提妻子的可憐看來，他其實有一種從責任逃逸出來的快感——日本人責任感巨大，所以逃逸的慾望其實也大，就看每天午夜那些街頭還西裝革履著的男人在街頭爛醉的樣子就知道。

當我看到這個男人對著鏡頭說他想念女兒的時候，我自然想起了我曾經認識的一個日本人。大約十年前，在香港，我的一群藝術家朋友合租的一個工作室裡，突然住下了一個日本中年男，姑且叫他S先生吧。據他自我介紹，S先生是一個熱愛香港電影的臨時演員——日後我的確在一部著名電影裡見到他飾演一位喝花酒的侵華日本軍官，但最近很少接到戲，收入出現問題，故來借宿幾宵。

結果，他在工作室的沙發和衣睡了接近兩年。我幾乎每次上去找朋友玩都會見到他，捲縮在陰影中力求不打擾別人。他會一點粵語和英語，漸漸熟悉之後，他告訴我們更多他的身世，據說他在日本開罪了黑社會，因此不能回去日本了⋯有一天他突然打開手機給我看他女兒的照片，說：今天是她大學畢業禮，我走的時候她還是中學生⋯照片裡婷婷玉立的女大學生，籠罩在日本清麗的陽光中，不知她知不知道她父親在香港以麵包度日？

我的朋友自然不忍心，就讓他在這裡寄宿了兩年。突然有一天他也從香港人間蒸發了，希望他是鼓起勇氣回去了日本。

我們華人的確很難理解，無論是黑社會還是公司破產，怎能阻擋一個父親想見女兒的願望？可是即使在《人間蒸發株式會社》裡，也僅僅只有一個人，在離家出走三十七年後回家，這時他的父親早已去世，母親也晚期帕金森症了，兄嫂迎接他，恍如隔世。其他人，還停留在他三十七年的漂泊時期，但他們都沒有一個說後悔的。

導演的態度，絕非曖昧，而是悲憫。在訪談間，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是遭受著原生家庭的餘害，極欲逃離，繼而在一念之差、遇人不淑中陷入各種困境，只能選擇最終極的出路：人間蒸發。不只他們，就連作為紀錄片相反線索的：那個尋子的單親母親的故事，也飽含了傷害的傳遞；就算是一開始作為拯救者出現的搬家公司的女創辦人，最後也慢慢帶出她與丈夫、母親之間的「無緣」。這些要說，自然又是千言萬語。

這都是「無緣社會」（日本這十年的關鍵詞）害的嗎？——據維基百科，「無緣社會」本是2010年日本放送協會《NHK特集》播出的探討人際關係疏遠的專題，而後發展成一個新創詞，意思為：「在高度成長的過程中，許多維繫人際關係的傳統逐漸被打破，個人與個人之間不再有任何關係及血緣」。所謂「無緣」，是指一個人失去所有緣份連繫，總括三大緣：「社緣、血緣、地緣」。

紀錄片裡的蒸發者，一方面與原來「高度發達資本主義」日本（村上春樹語）絕緣了，另一方面又成為了某種程度上阿甘本所說的裸命、生活在微小的例外狀態中。不知是否有意為之，導演拍攝到一個老區的社區活動，仔細看其背景那條簡陋橫幅上的標語，竟然是「反安保運動」云云，須知那可是六十年代日本轟轟烈烈的學潮主題！再看參與者，大多數人都是垂垂老矣，出來演唱社運民謠的老人已經九十多歲。混跡其間的那位五十七歲的蒸發者，和另一位席地而坐喝酒的中年女嬉皮，幾乎是現場最年輕的。

這些學潮餘將，豈不也是時代的人間蒸發者？在歷史中載浮載沉被遺忘。可是他們當年無論是赤軍還是無政府主義嬉皮，都是對那些在學校兢兢業業備考的日本學生充滿誘惑的存在呢。

突然我想通了，這部紀錄片，就算被拍攝者同意播放，日本政府或者公眾輿論恐怕也會反對，因為這些逃逸日本大機器的螺絲釘們太有蠱惑力，看了他們那種「自由」，恐怕人間蒸發者會越來越多。

至於我等，更有責任心的華人，旁觀他人的痛苦，看完這九十分鐘人間蒸發記，還是會心甘情願地回到人間，接受人間煙火的蒸烹的。

※作者為詩人、作家、攝影師。1975年出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