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即將選出新任總統。根據美國心理學會（APA ）投票前夕所做調查，竟有69%成年人認為自己生活中的壓力來源是「2024大選」，僅次於「經濟」（73%）和「國家未來」（77%）。對後二者的惴惴不安，其實又都扣合著選舉的不確定性，因此，說當下美國人正為了不可預測的大選結果苦苦掙扎，一點也不為過。

有心理醫師在解讀這一現象時，甚至將美國人對選舉的焦慮，等同於那些正遭逢戰爭或自然災害的人們，尤其這段時間為了選舉惶惶不可終日者，共同心理狀態無非都是「希望它（選舉）趕快結束」。APA的調查且是持續性的，今天公布有關選舉壓力的數據，再比2020年大選同期多了1個百分點，更比2016年大選同期陡增了17個百分點，亦即今次大選，可謂美國人近年對選舉情緒最負面的一年。

就壓力水準增加和民調數字呈現，則如同洛約拉大學醫學中心心理學教授強生所說，背後代表了美國已處在嚴重分裂的時代，無論你站在哪一邊，都會被設定為「他們」或「我們」，投票雖然是可以表達自己的立場和意見，但一旦票投下去，卻又會感覺一切都將脫離自己掌控。此外，「2024大選」帶來的心理壓力，另有出於「不知失敗的一方會做出什麼事？」的不安。

事實上，「如何弭平選後裂痕」，早在2016年就被許多政治、心理學者視為迫切課題，不同政治立場的高度對峙，經常連夫妻、家人、朋友的感情都受到傷害。當時據此被引用的幾項民調，也在在反映了社會分裂的程度，包括：《民意季刊》提到，有三分之一民主黨人和近半數共和黨人表示，如果家裡有人選擇與他黨的人結婚，他們會很不高興；皮耶研究中心調查，與20年前相比，一貫堅持某一黨派者的比例增加了一倍，認為另一政黨會威脅國家福祉的比例也大幅上揚，有半數選民對敵對陣營感到「害怕」。於是，不少心理學家還因而鼓勵美國社會於政治範疇，也應發展出類似夫妻諮商的機制。

到了2020年，美國人的選舉壓力不減反增，民主、共和兩黨政策存有分歧其來有自，但走到如此嚴重極化，連美國人自己都感到意外，原本推動正常民主所產生的緊張關係，已一步步演變成以為如果「他們」獲得權力，就會毀掉這個國家，並把摧毀另一方設為終極目標。這就是心理學家所擔心的，如此情況，不只讓任何議題，包括槍枝、墮胎、移民、性別、種族、經濟等等政策都失去了基本的交集點，再又因為將（被）對手的「異端化」，導致了許多人深深捲入圍繞在選舉的所有動蕩中，然後，就是愈來愈多人因為選舉出現人際障礙、失眠、食慾變差和焦慮，選舉熱季的心理門診也益發「熱門」。

從2016年，有52%美國人認為選舉是生活重大壓力，到2024年，比例上升到69%，這也證明了過去八年來，縱使再多專家學者曾提出各式解方，例如拒絕仇恨語言、區分網路世界和現實世界、促進同理心、淡化偏見…顯然皆是杯水車薪，甚或徒勞。

更何況，當我們攤開近來關於美國大選的討論焦點，2016年，我們看到有文章標題寫著：「讓美國再次完整，美國如何弭平政治裂痕？」；到了2020年，仍有文章聚焦：「美國能自我修復嗎？賭注很高」。到了2024年，選舉是美國人生活壓力來源的比例再創新高，政治對立持續加劇，且儘管今天投票結果還沒出爐，卻有多少人已將尚未發生的事給「災難化」（包括求診心理醫師），這些無不都額外增添了民主的挑戰。

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對基本事實的看法存在巨大分歧，這的確已是美國社會一個根本性的結構，也確實危及了既有政治體系，而就在美國看似陷入少見的民主國家極化發展時，總還是有樂觀派認為，當下美國未必沒有可能「物極必反」，並由此成為引領眾人進入一個新改革時代的開端，也就是寄望於「當現狀已到讓人無法忍受時，人們就會停止容忍，然後做出改變」，畢竟美國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出現過更為嚴峻的分裂和更接近政治崩潰的時刻。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