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都不是容易研究的領域。毛澤東死後的「改革開放」時期提供了學者一些喘息時間， 但是到了習近平時代，中共政策又緊縮了許多。幸虧網路時代同時也到來了，提供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方便和效率。這兩個新情況（習的「返毛」 與網路時代的到來）對當代中國研究都有比較大的影響，但我不認爲是「典範轉型」(paradigm shift)那麽全面的改變，因為學者面臨的基本挑戰還是一樣的。

習近平的「返毛」現象

具體的問題在不同的學科裡當然不同。我研究文學，習近平返毛擋不住我讀文學作品，也不妨礙我看到評論文章。我不能到中國去訪問作家、逛書店和「體驗生活」，這些當然都是代價，但不是要命的代價。中國作家和編輯還是能出來，我在加州跟他們見面。網路同時提供了許多新的便利，例如找資料更容易。想知道魯迅在哪些文章裡頭提到過「國民性」，現在的詞語搜尋比以前的查尋索引效率高多了！

在其他的一些研究領域裡，不能去中國的代價更大。習慣做田野考察的人類學家現在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依靠地方檔案和口述史的社會史學家也無法進行往年能做的研究。研究高層政治的學者，讀文件還是可以的，但過去常常依靠與高官做訪談來理解文件的意義。現在，這條路基本上堵住了。

但我覺得方法行不通，不是讓我們改變目標的理由。比如研究農村歷史，我們現在不能看地方志，不能做口頭訪問，但還是可以讀回憶錄或報導文學。資料也許不理想，可是不至於沒有資料。

我們也別以爲原先的方法都是完善的。美國政治學家訪問中共高級官員，很容易高估訪問内容的價值，誤以爲級別越高真實性越強，但實際並不然。劉曉波有一篇很妙的文章，標題爲「老外看不懂中國官僚」。（不懂的原因是有許多層面的）做學者的任務是一定得發揮自己的獨立分析和判斷，做取捨工作，不管訊息的來源是什麽。

搞清楚中國官方語言和數據

西方學者比較嚴重的一個問題是語言障礙。大部分西方學者訪問高官是通過翻譯進行的，這樣當然很難理解官方語言的氣氛，很難進入語言遊戲後面的内容，很難深入地問問題，細緻地掌握事實。對這種學者來説，我們完全可以問：進不去中國的障礙大？還中文弱的障礙大？一位外國學者在北京經由翻譯做訪問，另一位外國學者在紐約熟練地讀中文材料，哪一位學者更貼近中國？我的意思不是説做高級別訪問弊大於利。能做當然要做。我的意思是，在考慮「障礙」的時候，或怕有「典範轉型」的時候，別忘記學術方法有許多種，客觀的研究條件變了，不等於使命的目標變了。

對台灣的學者來説，語言障礙當然比西方學者少多了。然而，哪怕訪問者和受訪者的母語是一樣的，官方的語言遊戲還是有待理解的。能理解是一門專業的技能，習近平以前、以後都得使用，只是程度不一而已。

正如語言沒有絕對「靠得住」和「靠不住」的區別，官方的統計數字也是如此。改革開放時期比毛時代更靠得住，返毛時期比改革時期又往「靠不住」的方向走。這都對。但不管哪個時期，官方數字從來沒有百分之百正確過。同時，除了大躍進那幾年以外，官方數字也從來沒有百分之百胡扯過。學者用任何中共的數字，都得使用自己的獨立判斷，在自己的腦子裡過濾一下：發布這個數字的人有沒有理由把數字加大或者壓低？我的意思不是説，中共的數字都是靠不住的。我自己也經常用。我的意思有兩點：1）每次用都得「過濾」；2）「都得過濾」這個現象不是新的，不是返毛時期的特點，而是一直存在的。

我今年八十歲，開始研究中共社會是57 年以前的事。我不敢説研究得多麽深入，但從跨時間的角度來看，我經歷過的時間比一般人長一些。有三點「勸告」，我願意斗膽獻給比我年輕的學者。

人性是永恆因素

1. 別忘了，研究方法變了不等於研究的終點變了。一位研究天文學的人，平時用望遠鏡來觀測天空，哪天要是多雲、看不到星星，不會説，「哎呀！星星可能完全不一樣了！」不管是天文學家還是研究中國的人，都應該記得和珍惜以前的研究，應該用以前的研究來做今天研究的基礎。環境有了變化嗎？做研究更難嗎？好，認真面對新情況，盡量找別的方法，包括新的方法，來彌補目前的缺陷。但不要心裡慌，別怕星星變質了。

2.  「星星不變質」是什麽意思？任何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都會有變化，但天翻地覆的變化是不多的。最永恆的因素是人性。我們能夠研究朝鮮的社會嗎？朝鮮的媒體又虛假又誇張，靠得住的統計數字少之又少，學者也沒辦法實地考察。 但朝鮮人還是人，日常生活還是日常生活。我們可以假設朝鮮人天天關心的問題仍是自己的衣食住行問題。返毛時期的中國亦然。

3.  不要因爲研究條件有變化而調整研究的問題。比如，我們目前無法研究朝鮮的農村，但不要因此認爲「朝鮮研究」這個學科應該追求的問題僅限於金日成到金正恩的家史，或者金氏王朝的政權有多少原子彈，爲什麽派兵到烏克蘭等等。 朝鮮的農村還是有人，那些人還是有日常生活。在毛時代，西方的「中國通」大大地犯了這個毛病，他們誤解中國的餘波也一直延續到今日。當年，中共説自己是社會主義社會，發表數字説明，加上文字分析，西洋學界接受中共的分析角度來理解中國，後來就很難從別的角度去理解。現在習近平又把允許研究的範圍縮小，只讓學者研究某些部分，並且給那些部分套上「習近平思想」的外衣。西方學者當然知道是外衣，但日子久了，潛移默化，會不會也接受官方的語言和概念，失去獨立提問題的能力？ 這個危險不能忽略。

總的來説，即使做研究的客觀環境有了變化，也不應該影響我們做學者的基本態度。 習近平時代做研究的條件，與江澤民或胡錦濤時代不同，但不是絕然不同，沒有典範轉型的問題。我們也應該盡量與中國國内學界的同事保持聯繫，他們面對的問題性質，跟我們的在基本面上是一樣的，只是他們的處境更危險。

疾風知勁草。做研究的條件更困難的時候，我認為不要修改我們基本的框架。可以調整方法，但不要改動基本的研究典範。大家也不要鬆懈，相反地，應該更加努力地獨立提出問題，更努力地去追求答案。

※作者為是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現在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書。他專門研究中國現代語言，文學，通俗文化與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