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都會有變化,但天翻地覆的變化是不多的,最永恆的因素是人性。(美聯社)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都不是容易研究的領域。毛澤東死後的「改革開放」時期提供了學者一些喘息時間, 但是到了習近平時代,中共政策又緊縮了許多。幸虧網路時代同時也到來了,提供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方便和效率。這兩個新情況(習的「返毛」 與網路時代的到來)對當代中國研究都有比較大的影響,但我不認爲是「典範轉型」(paradigm shift)那麽全面的改變,因為學者面臨的基本挑戰還是一樣的。
具體的問題在不同的學科裡當然不同。我研究文學,習近平返毛擋不住我讀文學作品,也不妨礙我看到評論文章。我不能到中國去訪問作家、逛書店和「體驗生活」,這些當然都是代價,但不是要命的代價。中國作家和編輯還是能出來,我在加州跟他們見面。網路同時提供了許多新的便利,例如找資料更容易。想知道魯迅在哪些文章裡頭提到過「國民性」,現在的詞語搜尋比以前的查尋索引效率高多了!
在其他的一些研究領域裡,不能去中國的代價更大。習慣做田野考察的人類學家現在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依靠地方檔案和口述史的社會史學家也無法進行往年能做的研究。研究高層政治的學者,讀文件還是可以的,但過去常常依靠與高官做訪談來理解文件的意義。現在,這條路基本上堵住了。
但我覺得方法行不通,不是讓我們改變目標的理由。比如研究農村歷史,我們現在不能看地方志,不能做口頭訪問,但還是可以讀回憶錄或報導文學。資料也許不理想,可是不至於沒有資料。
我們也別以爲原先的方法都是完善的。美國政治學家訪問中共高級官員,很容易高估訪問内容的價值,誤以爲級別越高真實性越強,但實際並不然。劉曉波有一篇很妙的文章,標題爲「老外看不懂中國官僚」。(不懂的原因是有許多層面的)做學者的任務是一定得發揮自己的獨立分析和判斷,做取捨工作,不管訊息的來源是什麽。
西方學者比較嚴重的一個問題是語言障礙。大部分西方學者訪問高官是通過翻譯進行的,這樣當然很難理解官方語言的氣氛,很難進入語言遊戲後面的内容,很難深入地問問題,細緻地掌握事實。對這種學者來説,我們完全可以問:進不去中國的障礙大?還中文弱的障礙大?一位外國學者在北京經由翻譯做訪問,另一位外國學者在紐約熟練地讀中文材料,哪一位學者更貼近中國?我的意思不是説做高級別訪問幣大於利。能做當然要做。我的意思是,在考慮「障礙」的時候,或怕有「典範轉型」的時候,別忘記學術方法有許多種,客觀的研究條件變了,不等於使命的目標變了。
對台灣的學者來説,語言障礙當然比西方學者少多了。然而,哪怕訪問者和受訪者的母語是一樣的,官方的語言遊戲還是有待理解的。能理解是一門專業的技能,習近平以前、以後都得使用,只是程度不一而已。
正如語言沒有絕對「靠得住」和「靠不住」的區別,官方的統計數字也是如此。改革開放時期比毛時代更靠得住,返毛時期比改革時期又往「靠不住」的方向走。這都對。但不管哪個時期,官方數字從來沒有百分之百正確過。同時,除了大躍進那幾年以外,官方數字也從來沒有百分之百胡扯過。學者用任何中共的數字,都得使用自己的獨立判斷,在自己的腦子裡過濾一下:發布這個數字的人有沒有理由把數字加大或者壓低?我的意思不是説,中共的數字都是靠不住的。我自己也經常用。我的意思有兩點:1)每次用都得「過濾」;2)「都得過濾」這個現象不是新的,不是返毛時期的特點,而是一直存在的。
我今年八十歲,開始研究中共社會是57 年以前的事。我不敢説研究得多麽深入,但從跨時間的角度來看,我經歷過的時間比一般人長一些。有三點「勸告」,我願意斗膽獻給比我年輕的學者。
1. 別忘了,研究方法變了不等於研究的終點變了。一位研究天文學的人,平時用望遠鏡來觀測天空,哪天要是多雲、看不到星星,不會説,「哎呀!星星可能完全不一樣了!」不管是天文學家還是研究中國的人,都應該記得和珍惜以前的研究,應該用以前的研究來做今天研究的基礎。環境有了變化嗎?做研究更難嗎?好,認真面對新情況,盡量找別的方法,包括新的方法,來彌補目前的缺陷。但不要心裡慌,別怕星星變質了。
2. 「星星不變質」是什麽意思?任何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都會有變化,但天翻地覆的變化是不多的。最永恆的因素是人性。我們能夠研究朝鮮的社會嗎?朝鮮的媒體又虛假又誇張,靠得住的統計數字少之又少,學者也沒辦法實地考察。 但朝鮮人還是人,日常生活還是日常生活。我們可以假設朝鮮人天天關心的問題仍是自己的衣食住行問題。返毛時期的中國亦然。
3. 不要因爲研究條件有變化而調整研究的問題。比如,我們目前無法研究朝鮮的農村,但不要因此認爲「朝鮮研究」這個學科應該追求的問題僅限於金日成到金正恩的家史,或者金氏王朝的政權有多少原子彈,爲什麽派兵到烏克蘭等等。 朝鮮的農村還是有人,那些人還是有日常生活。在毛時代,西方的「中國通」大大地犯了這個毛病,他們誤解中國的餘波也一直延續到今日。當年,中共説自己是社會主義社會,發表數字説明,加上文字分析,西洋學界接受中共的分析角度來理解中國,後來就很難從別的角度去理解。現在習近平又把允許研究的範圍縮小,只讓學者研究某些部分,並且給那些部分套上「習近平思想」的外衣。西方學者當然知道是外衣,但日子久了,潛移默化,會不會也接受官方的語言和概念,失去獨立提問題的能力? 這個危險不能忽略。
總的來説,即使做研究的客觀環境有了變化,也不應該影響我們做學者的基本態度。 習近平時代做研究的條件,與江澤民或胡錦濤時代不同,但不是絕然不同,沒有典範轉型的問題。我們也應該盡量與中國國内學界的同事保持聯繫,他們面對的問題性質,跟我們的在基本面上是一樣的,只是他們的處境更危險。
疾風知勁草。做研究的條件更困難的時候,我認為不要修改我們基本的框架。可以調整方法,但不要改動基本的研究典範。大家也不要鬆懈,相反地,應該更加努力地獨立提出問題,更努力地去追求答案。
※作者為是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現在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書。他專門研究中國現代語言,文學,通俗文化與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