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及《衛報》(The Guardian) 的分析，新聞媒體與記者在未來四年可能面臨更加嚴苛的言論打壓及自由威脅。《ProPublica》主編史蒂芬·恩格爾伯格（Stephen Engelberg）也公開撰文指出，此時此刻標誌著美國政治的重大轉折點，也是所有致力於揭露濫權的新聞工作者即將面對的嚴酷考驗。

媒體困境：面對兩極化的輿論壓力

根據《紐約時報》內部會議記錄，該報執行編輯喬·卡恩（Joe Kahn）強調，當前美國是「史上最分裂和極化的時代之一」。然而，《紐約時報》夾在左翼批評與右翼施壓之間，往往動則得咎、「兩面不討好」：部分讀者期待媒體能更直接揭露川普的「威權傾向」；右派則譴責媒體對川普的報導充滿偏見。卡恩指出，無論來自哪個陣營，這些激烈的批評都試圖將《紐約時報》推向特定政治立場，而這正與「獨立新聞」的核心價值背道而馳。

在這種背景下，《紐約時報》的編輯群體希望能恪守新聞專業的「客觀中立」。但要做到「客觀中立」，洵非易事，尤其當政治極化的脈絡下，同一則新聞報導可能被以相當不同的方式閱讀和詮釋。雖然這家頂尖媒體堅持其獨立性，但仍難逃被批評為過份於拘泥於中立、或無法有效應對當前的政治現實，亦即難以阻止川普對民主的公開威脅成為現實）。

川普2.0：新聞自由面臨的威脅

《哥倫比亞新聞評論》的分析指出，隨著「川普完勝，媒體大敗」（Trump Wins, the Press Loses），川普第二任期可能對新聞媒體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早在2016年，川普就將媒體視為「人民公敵」。他對CNN、NBC等媒體長期持攻擊立場，不僅公開斥之為「假新聞」，甚至在政治上動用權力壓制言論。在2020年全國性抗議活動中，記者遭到暴力襲擊的事件屢見不鮮，全美有超過640起對新聞記者的暴力襲擊事件。

隨著川普的回歸，美國司法部、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C）等政府機構可能成為打壓新聞自由的工具。根據「2025計畫」（Project 2025）的施政藍圖，川普政府有可能撤銷保障新聞自由的若干政策，可能會對揭露政府醜聞的記者進行訴訟，甚至威脅以「間諜罪」起訴。這種情況下，新聞媒體的存在本身已經成為一種反抗──面對權力威脅和潛在的打壓手段，記者和新聞機構能否在高壓之下堅守捍衛真相與監督權力的理念，成為新聞界的重大考驗。

這些變革不僅可能針對傳統的「調查報導」，也可能波及其他政治敏感領域，例如邊境移民及抗議報導。自由新聞基金會的柯斯汀·麥克庫登（Kirstin McCudden）指出，邊境巡邏機構在缺乏清晰的內部約束下，有可能直接針對記者，而新聞工作者甚至可能被視為威脅國安的「間諜」。這種氛圍會嚴重威脅記者的採訪權利，新聞媒體對川普政府的監督也將更加艱難。

恩格爾伯格在《ProPublica》的文章中指出，川普第二任期將帶來一波新的威脅。上任伊始，川普即計劃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驅逐行動」（mass deportation），勢必將大幅影響美國數百萬非法/無證移民的生活。恩格爾伯格強調，無論執政者是誰，媒體的職責都是堅持客觀立場、揭示政策的真實影響。新聞工作者應當保持一種「無畏無私」的報導精神，不懼任何壓力，以「數據驅動、事實為基礎」的方式，揭露權力濫用的後果。

內外壓力下的新聞機構：自我審查與「預期服從」

英國《衛報》總編輯凱瑟琳·維納（Katharine Viner）指出，川普對新聞媒體的輕蔑已經昭然若揭，未來四年他將進一步打壓新聞自由。這不僅會影響美國的新聞媒體，還可能擴及國際，造成新聞自由在全球各地受挫。

維納回顧2016年川普首次上台時，《衛報》如何堅持報導川普威權主義對民主的威脅，而沒有將其「正常化」或「淡化」。「在動盪的四年中，我們從未輕視或正常化川普的威權威脅，」她強調，川普的謊言在1月6日國會暴動事件暴露無遺，讓人看到這些謊言對民主的真實危害。如今，川普即將重返白宮，帶來的威脅將更為深遠，涵蓋烏克蘭戰爭、中東局勢、美國民主、女性生育權、不平等，以及環境與氣候變遷前景等。

《衛報》列舉川普及其團隊針對媒體的多種威脅，包括司法部長或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熱門人選卡什·帕特爾（Kash Patel）曾經公開宣稱「將追究媒體人」，並且在「2025計畫」中提出更方便扣押記者郵件和電話記錄的措施。曾任《紐約時報》最後一任公共編輯、現為《衛報》專欄作家瑪格麗特·蘇利文（Margaret Sullivan）更直言，「川普對記者、新聞媒體及美國和全球的新聞自由構成明確威脅。」

然而，相對於《ProPublica》、《衛報》的挺身捍衛新聞自由，已有許多新聞媒體內部開始出現自我審查，以及耶魯大學歷史學者提摩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稱為「預期服從」（anticipatory obedience）的現象，即新聞媒體因預見未來壓力而選擇自我審查或收斂報導，並且避免刊登具有批判性的內容，以降低潛在風險。

一個典型例子是《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兩報在這次大選前皆未發布背書支持賀錦麗（Kamala Harris）的社論。此舉激怒自由派讀者，導致數十萬訂戶取消訂閱。在這種「自我審查」影響下，新聞媒體的報導可能弱化對當權者的批判力度，並且失去讀者對新聞媒體的信任。前《華盛頓郵報》主編馬丁·巴倫（Martin Baron）批評，這次《華盛頓郵報》於選前突然撤銷政治背書的作為相當不智，等於是對川普發出錯誤訊號，鼓勵他今後可以得寸進尺。他認為，媒體應該「堅守真相的力量」，不因外部壓力而輕易改變立場，否則將面臨公信力崩解與忠實讀者流失的雙重危機。

左翼對新聞機構的批評：公正報導的困境

除了來自右翼的批評，新聞媒體也面臨自由派的質疑，尤其在報導川普和拜登的方式上。《紐約時報》的編輯曾坦言，越來越多的左翼讀者認為《紐約時報》過於「溫和」，未能充分揭示川普的威脅性本質。媒體學者傑夫·賈維斯（Jeff Jarvis）指出，媒體往往在報導中追求「兩面並陳」或「偽中立」，導致極端主義和威權主義的惡形惡狀在報導中被弱化、淡化。這種現象被稱為「理智清洗」（sanewashing），即透過淡化事實來為偏激行為製造一切如常的「正常化」假象。這種「兩面並陳」或「偽中立」新聞報導方式，不僅削弱了對川普言論與行徑的批判力度，甚至反而可能助長其威脅性。

2024年選舉期間，左翼的憤怒情緒更加高漲。許多自由派讀者認為，如果媒體對川普的報導更加直白，或許能有效地防止其再次當選。評論家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即指出，過往的報導方式過於含蓄，反而更加鞏固川普的權力基礎。

媒體應對策略：強化獨立報導與自我反思

在這樣的時代脈絡下，許多媒體機構開始意識到，需要加強獨立報導來回應當前的挑戰。然而，報業經營的經濟壓力也是一大難題。由於廣告收入持續減少和訂閱收入尚不穩定，新聞媒體缺乏與威權對抗、或是有效監督政府的底氣。

面對這些威脅，維納表示，《衛報》將繼續站出來捍衛新聞自由，並呼籲公眾支持那些敢於揭露真相的新聞機構，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政治壓力。她強調，這場持久的抗爭需要「勇敢、財力充足的獨立新聞機構」，「這些報導必須能夠拒絕金主的壓力，不會因為害怕白宮報復而動搖立場。」

此外，媒體還應強化獨立報導資金來源，減少對廣告和資本的依賴。維納強調，這是媒體生存的根本之道。新聞機構可以透過訂閱和募款模式，讓讀者參與新聞自由的保衛戰，增強媒體的財務自主權和抗壓能力。這樣的改變不僅是經濟模式的轉型，也是價值觀的重塑，使新聞真正成為「公民的第四權」，不受政商力量的過度干預。

新聞媒體的責任與使命

在政治極化、輿論壓力和威權威脅並存的環境下，新聞媒體的角色尤為重要。今天的美國媒體面臨的不僅僅是保持中立的挑戰，更是確保真實資訊流通、保障民主的挑戰。川普第二任期的潛在威脅讓許多媒體組織認識到，若想繼續扮演社會監督者的角色，必須堅持揭露真相、保護消息來源，並勇敢面對來自不同政治力量的施壓與攻擊。

《ProPublica》主編恩格爾伯格引述該報資深編輯傑西·艾辛格（Jesse Eisinger）的話說：「我們現在面臨的是職業生涯中最嚴峻的考驗，也是檢驗我們是否真正敢於監督權力的時刻。」面對忽視與冷遇，甚至法律威脅與暴力恐嚇，新聞工作者必須在逆境中堅持信念，絕不因困難而退縮。

新聞自由不僅是美國社會的基石，也是世界民主國家共同的價值觀。若美國的主要新聞媒體因壓力而選擇自我審查，這將是一種危險的訊號，也將形同鼓勵其他國家的威權政府更加肆無忌憚地打壓媒體。正如《衛報》總編輯維納所言，對獨立新聞的支持不僅是美國人的責任，更是全世界需要捍衛的普世價值。

※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