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二十世紀的停滯，非洲自2000年起經濟開始高速成長，但是2010年之後又開始放緩。一方面非洲受限於「過早去工業化」而使得人力從農業跳過製造業而大量移轉到服務業，缺少東亞國家快速工業化的優勢；另一方面無論是農業、製造業或服務業，都面臨著低生產力的問題。因此如何鼓勵企業家創新與提升生產力，便成為非洲經濟成長的重要關鍵之一。

5家獨角獸造成轟動

好消息是，向來被外資視為創業沙漠的非洲，在最近十年，有了高速發展。2021年非洲產生5家獨角獸（指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新創公司），引發極大轟動，吸引前所未見的創投資金。根據非洲創投協會（AVCA）的統計，2023年非洲共吸引了45億美元的創投基金投資。雖然相較亞洲的781億與北美的1443億，非洲的45億美元微不足道，但是對原來一灘死水的非洲而言，已經相當驚人：2014年至2023年十年間，非洲創投的年增率高達23%。

外界對非洲的看法往往趨向極端，如同老式笑話中鞋子銷售員的非洲考察心得，悲觀者回報非洲人不穿鞋，所以無利可圖；樂觀者則見到非洲人都還未買鞋，前景一片大好。

最明顯的或許是電子商務。1994年貝佐斯（Jeff Bezos）在美國創辦亞馬遜（Amazon），等到2007年時，美國電商已經十分成熟，無法再有另一家新創大型電商存在的空間。但是同年亞馬遜的兩名印度員工辭職回國創辦Flipkart，很快成為當時印度第一大電商。同樣的，近年來像是肯亞的Wasoko、奈及利亞的 OmniRetail等各家B2B電商在非洲大行其道，儼然成為當紅炸子雞。電商如雨後春筍成立，但是他們的波動極大，順風時受益於尚未開發的廣大市場，獲致大量創投資金，成為全球成長最快的企業，但又因當地缺乏基礎設施，而不得不花大錢開發自己的倉儲與運輸系統，一旦遭遇逆風，又紛紛裁員倒閉。

這正是很多人對於非洲創業的想像，從基礎設施不足、政治動盪、內亂頻傳、官僚怠惰、貪污橫行、管制法規落伍到不成熟的金融市場，非洲有所有創業者的夢魘，但也有所有創業者的夢想：非洲的高出生率在全球少子化風潮中顯得與眾不同、廣大未被滿足的消費者需求、缺少有力的競爭對手、手機上網的普及、政府改造創業環境與修改管制法規，以及外資帶來的新氣象，都讓非洲的創業家精神展現前所未見的高度。

儘管如此，非洲創業家卻可能面臨著一個其他地區的創業家難以想像的困境。

絕大多數創業的人，面對最大的困難就是資源不足，特別是缺錢、缺人和缺關係。解決這些困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訴諸親友協助：外人也許不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但是你的親友必然清楚；他們對你的援助不僅是基於愛，還基於他們比外人更能夠克服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他們清楚你的能力，而且比外人更能夠評估你償債可能性。親友們也比外人更清楚你對新創事業的努力程度，他們彼此交談，明白你的最新情況，做為是否繼續融資的依據。

因此不意外的，幾乎所有社會早期創業時都選擇家族企業的形式，無論是中世紀歐洲、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或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美國，放眼所見都是小作坊、小工廠與小商家之類的家族企業。當然，隨著大型企業興起，家族企業逐漸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現代企業所取代，但是家族企業卻有著難以置信的韌性，即使在美國S&P 500大企業中，估計仍有近三分之一是家族企業，也就是家族成員掌有所有權與控制權、涉入企業關鍵策略決策與日常營運，以及將家族考量視為企業經營的重要因素。

非洲創業更仰賴親友與內部融資的家族企業

家族企業在先進國家況且如此興盛，更不用說在制度不健全的開發中國家。例如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金融市場的落後，使得仰賴親友與內部融資的家族企業更為興盛；財產權法律與執法機構不健全，意味著借錢給人或是投資給新創企業，是一件風險極高的事情；加上風險信用機構的匱乏，一般人也很難評估新創企業的風險程度，代表創業者要不是很難借到錢與獲得投資，要不必須付出高額利息以補償風險。目前非洲利率高漲，很多國家年利率超過20%，對多數創業者來說，新創事業一開始連獲利都有困難，更別說負擔如此高昂的利率，只得放棄創業夢想。相較之下，家族成員可能提供低利、較長期的資金（patient capital），不要求短期回報，擺脫資本市場的限制。

這些現象都指向同一件事：相較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因為外部市場不健全，家族成為彌補外部市場的替代選擇，更能夠鼓勵創業。

不過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家族有助於創業。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在解釋何以資本主義興起於歐洲，而非中國與印度時，便指出家族禁錮創業家精神是關鍵因素。對韋伯而言，傳統的家族或氏族主義不利於現代理性主義的興起，因為其讓個人依賴家族，妨礙個人自由，從而不利於創新，也不利於產生利潤導向的企業。韋伯的論點以及對於中國和印度的描述，後來受到許多挑戰，不過的確因他的論述，讓人重新思考家族與企業兩者本質上的扞格：用人唯親傷害企業經營的績效，家族考量則削弱利潤誘因以及傷害創業家精神。

在這種思路下，很多人發展出企業組織形式的生命週期理論。簡單地說，新創企業缺乏資金與信譽，一開始依賴親友資金與人力成為家族企業，但是等到企業規模擴大、累積信譽之後，便可以從資本市場獲得資金、從公開市場招聘人才，傳統的家族企業不再適合大型企業，由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現代企業取而代之。這種說法有其道理，和許多已開發國家的企業成長軌跡吻合，但仍無法解釋全貌，例如大型家族上市公司的廣泛存在，代表即使在市場高度成熟的資本社會，家族企業仍有其存在價值。

但是在非洲，有時可以見到創業家面臨著其他地方所沒有的創業困境。和其他地方的創業者相反，非洲商人有時必須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做生意，並且刻意隱瞞親友，因為親友對他們而言，不僅不是創業的助力，反而是阻力。非洲創業者擔心一旦創業成功，就必須面對親友的金錢索求，無論這些錢是以什麼名義移轉，都不可能回來。在這種文化下，家族對很多非洲創業者，成為必須克服的創業障礙。

為了測試這種障礙的程度，Munir Squires利用實驗法對這種現象加以研究。根據他對肯亞企業家的調查，發現93%的當地企業家認為事業成功會導致親友的金錢索求，當然如果是自願移轉財富給親人，並不構成問題，但是對於親友的索求，他將之稱為「親屬税」（kinship tax）。

Squires發現親屬税並不低，邊際稅率平均是16%；而且個別差異很大：七成的創業者表示不存在親屬税，而剩下的三成平均必須支付超過50％的稅率。既然親屬税這麼高，無怪乎很多非洲人創業時必須瞞著親友，或者離家很遠去創業，返鄉時在消費上也不能顯露出事業成功。

親屬税導致企業生產力平均降低26%

親屬税如果只是影響個人財富分配，那麼對於非洲經濟的影響有限，但是如果親屬税的存在會衝擊廠商生產力，那麼其影響便十分可觀。Squires對肯亞的企業研究發現，對那些必須支付親屬税的創業者而言，他們的企業生產力平均降低26%。換句話說，親屬税的存在不僅降低非洲創業者的創業誘因，即使他們真的創業了，親屬税平均也降低所屬企業四分之一的生產力！不僅對於創業者，另一項針對象牙海岸企業員工的研究顯示，對那些必須支付親屬税的工人而言，他們的工作努力程度也隨之下降。這項研究和家族企業負面效果的研究類似，當生產者無法獲得其所有報酬時，其工作意願和努力程度都會隨之下跌。

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說：「世界上只有兩件事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稅收和死亡。」稅收也許無法避免，但人們總是想出種種方法節稅。如果連政府的稅收都竭力減少，那麼對政府管轄之外的親屬税就更有動機逃避了。

為了研究非洲企業家對於親屬稅的規避，Squires對肯亞20個村莊361名小型企業家加以研究，問他們願意付出多少錢以透過向家人和朋友保密來逃避親屬稅。這項研究區分了親屬稅義務和基於利他的自願捐贈，藉以衡量「純」親屬稅的效果。結果相當驚人，約三分之一的企業家願意支付金錢來逃避親屬稅，六分之一企業家甚至願意支付高達 70% 的收入來保密，顯見其面臨親屬稅的重大壓力。

不是每個非洲創業者都受到相同的親屬稅壓力，男性受到的壓力比女性大得多，以致於五分之二的男性企業家願意支付金錢向親友隱藏收入，而女性只有四分之一。而且親屬稅有一種類似累進稅的效果，能力越強的創業者，親友期待的稅率越高。這點乍看之下很誇張，因為這是對有能力者的一種懲罰，會導致社會的資源錯置情形更嚴重，代表親屬稅的社會成本很高。但是細究之下，卻又不令人驚訝，因為親屬稅本質上是透過社會規範重分配的機制，重視的是公平，而非效率，因此企業家能力越大者，受到親屬稅的壓力也就越大。

親屬稅因此不僅不利於非洲企業的生產力，對企業的資本累積與規模都產生不利影響。大多數企業家有了利潤，在外部資本市場不健全的情形下，都會將盈餘再投資自己的企業。但是親屬稅卻扭曲了這一情形。當面臨親屬稅的企業家收到大量現金時，他們選擇不投資自己的企業，以避免與親戚分享更多利潤；這點對於高生產力的企業家來說尤其如此，親屬稅的存在使得他們無法從投資自己的企業中獲得最大利益。而且許多企業家，尤其是生產力最高的企業家，因擔心親屬稅而刻意將自己企業規模縮小，以免受到親友的關注，讓小企業難以成長為大企業，也限縮規模經濟的利益。

和東亞創業家習慣由親友獲得資金成為家族企業不同，非洲創業者面臨全然不同的社會環境，依據公平規範要求的親屬稅，不僅限制了非洲企業的生產力，也抑制了非洲大陸某些國家的創業家精神。

※作者為台大機械系、政大企研所畢業，於法國INSEAD取得博士學位。現為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