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台灣憲法法庭改革衍伸的憲政爭議，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立法院在7名大法官任期屆滿至今，仍未能完成新任大法官人事案的審查；另一個則是打算修正憲法訴訟法，要求案件審理的出席與表決門檻，必須依照「法定總額」，也就是15人來做計算，並回歸舊法時期設計，將判決作成的門檻提高到3分之2。

如許多批評已經指出的，這項修法一旦通過，在新法「法定總額」加上「門檻提高」的共同作用下，只要人事審查案持續遭到延宕，現實上等於癱瘓憲法法庭的運作，導致全台灣人民失去權利救濟的最後管道。我們呼籲：立法院應該立即停止這種破棄憲政秩序、悖離民主人權價值的作為。

雖然我們訴求立法院懸崖勒馬，然而一旦憲法訴訟修法通過，我們有什麼可能的法律途徑，來處理這次的違憲爭議？誰可以將這個修法帶入憲法法庭，讓大法官審查其合憲性呢？

我們認為，在本次憲法訴訟法修法的爭議中，至少有四個管道：人民、少數立委、各級法院法官及司法院，都可以、也應該在憲法訴訟法修法通過之後，立即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暫時處分，在這項不當的修法癱瘓憲法法庭之前，就凍結、並最終廢棄它的效力。

針對憲法訴訟修法聲請釋憲的多種可能途徑

首先，這次修法條文在性質上屬於法律位階的法規範，而依照現行規定，國家最高機關、少數立法委員、人民及法官等四種角色，都可以針對「法規範」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而「少數立法委員」及「人民」是否可以向聲請憲法法庭這件事情，是近來公共討論的重點對象。

在少數立法委員聲請的情形，一個重要的爭議是，少數立委在法案「還未正式生效前」，到底能不能提出聲請？這個爭議的現實重要性，來自國民黨委員似乎提出了一個「修法應變計畫」，想要在三讀時，同時指定憲法訴訟法修法在10日後生效。而「10日」，正是憲法第72條規定總統在收到三讀法案後，必須公布的期限。因此，按照這個應變計畫的規劃，總統若在第10日公布憲法訴訟法修法，這些法案就會在當天生效，「如願以償」地讓憲法法庭停止運作。

這個修法應變計畫的特殊性，在於它違背了法律何時施行生效的一般性原則。通常來說，法律真正的生效時間是在總統公告的3天後，或是由立法院指定一個更之後的施行日，目的是要讓新制度的運作，在組織、人力與相關法制作業上有足夠的準備時間。這也是為什麼在現行憲法訴訟法中，立法院授權司法院自行訂定相關修法的施行日，以尊重司法部門研擬配套措施的需求。

但這個修法應變計畫要的，卻是完全抹除在法案正式生效前可能的應對時間。而這顯然是服務於一個更深刻的政治盤算：透過這種技術性取巧，讓憲法法庭必須適用在公告後隨即生效的新法，而在新法下，憲法法庭必須停止運作，於是無法審理新法的合憲性。

然而這個盤算，預設了憲法法庭不能審理「尚未生效」的法律，而這樣的法律見解恐怕是有問題的。

首先，憲法訴訟法第三章中規定的是「法規範」憲法審查，大法官從未說過，他們可以受理審查的「法規範」只限於「公告生效後的法律」。 過去釋憲實務中，大法官固然曾多次不受理立法委員針對審議中的法律及草案，所提出的釋憲聲請。 註更多 司法院大法官第 1123 次會議決議：「今後凡立法委員於法律制定、修正之審議中，或法律修正草案尚在立法委員研擬中，發生有違憲疑義而以聲請憲法解釋之方法預先徵詢本院意見者，以不受理為原則」。後續不受理的案件包括：會台字第6197號立法委員賴勁麟等聲請案、會台字第6449號立法委員穆閩珠等聲請案、及會台字第6845號立法委員江昭儀等聲請案。但差別在於，這些案例所面對的情形，都是「還在立法院審理、尚未三讀的法案」。在此，大法官之所以不受理，最主要的原因是要避免過度早期介入政治爭議。

然而，經過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到總統公布的十天內，期間固然還有覆議的可能性，但在行政院拒絕覆議或覆議失敗的狀況下，此際，法案的生效，實際上只剩下總統形式性「公告」的這一關。因為法案已經沒有被政治部門修正、改變的機會，換句話說，政治爭議已經成熟，不再有過早介入政治爭議的危險。

因此，無需創設例外，在前述的條件下，不論是憲法訴訟法的文義、相關實務運作及原理，都沒有必然禁止大法官針對這種尚在公告期間的「法規範」，受理少數立委的聲請。

更甚者，如果這段時間內不可以向憲法法庭聲請憲法解釋，意味者多數立法委員可以技術性的透過調整施行日期，逃脫憲法的檢視，創設憲法最高性的例外。我們必須要深刻的認知，立法者只是立法者，不是制憲者。

除了立委之外，人民亦可以針對憲法訴訟法修法，聲請憲法法庭裁判。尤其是已獲得憲法法庭受理的聲請人來說更是如此。目前憲法法庭已經受理、但尚未作成實體裁判的案件，總共有138案，其中是人民聲請的，總共有120案。這120案聲請人的訴訟權，尤其會受到憲法訴訟法修法的影響，導致其獲得救濟的可能遙遙無期。

當前修法版本的「法定總額」的要求，抽象上雖然不影響個別案件，但一旦搭配上述大法官人事審查的問題，事實上將造成個案訴訟權無法獲得及時有效的保障。近期在韓國憲法法院的裁判中，也採取了這種見解，認為憲法法院法官的出席門檻加上法官的人事不確定，造成人民訴訟權保障的侵害，因此暫時停止憲法法院法中關於出席門檻的效力。

因此，以上120件聲請案的訴訟代理人，尤其應該關注憲法訴訟法修正的動向，在修法通過後，即時向憲法法庭補充理由，追加審理的標的及聲請暫時處分。 註更多 方瑋晨、廖國翔，趕在《憲訴》惡法三讀前　繫屬中案件應準備聲請暫時處分，上報，（2024年11月19日）。

憲法權力分立的目的，終究是要避免單一國家部門的獨大及專斷。（美聯社）

另外兩個潛在的聲請人（機關）：各級法院及司法院

本文認為，各級法院法官，尤其是認為手邊案件有違憲可能性，或是已經聲請釋憲的法官，都應該補充聲請，要求憲法法庭審查這次修法的合憲性。

法官必須依「法」獨立審判的要求，也包含依照「憲法」，這項認知是台灣法界長期以來的通行見解。也因此，法官若認為法律有違憲之處，就應該向憲法法庭提出釋憲。然而這次修法的效果，不僅會癱瘓憲法法庭，甚至會使各級法院無法合乎憲法意旨地做出裁判。

這是因為，普通法院如果認為審判過程中所適用的法律，有違憲的情形時，他們不能直接拒絕適用這些規定，而必須裁定停止審判，向憲法法庭聲請釋憲。那麼，要是憲法法院停止運作，無疑將讓各級法院遲遲無法確定個案中的法律是否違憲，結果就是個案繼續停擺，人民遲遲無法獲得及時有效的救濟。

固然，憲法訴訟法修法，並非表面上各級法院法官「裁判上所應適用」的法律規範。但任何一個裁判上所應適用的法規範合憲性無法釐清，也將直接影響個案法律影響勝敗。這個主張，對於目前聲請且被受理的7個法官聲請案，尤其應加以適用。

最後，本文認為「司法院」也可以向憲法法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憲法訴訟法修法及人事未定，其實最直接影響的就是司法院，讓司法院大法官無法依據憲法第78條規定「解釋憲法」，行使職權，而這也正符合憲法訴訟法第47條規定的各個聲請要件。

就現實而言，司法院代理院長謝銘洋大法官，可以向憲法法庭聲請解釋憲法，並於後續中的實質審理中，迴避案件審判。而剩下的7位大法官，則會由其中最資深的呂太郎大法官擔任審判長，審理相關爭議。

權力分立作為台灣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基石

我們在這篇投書中指出相當多的途徑，讓憲法法庭能夠依法解決這個爭議。不僅是少數立委，人民、各個法官及司法院，都可以聲請憲法解釋。之所以有這麼多角色能夠聲請憲法解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憲法訴訟法修法爭議，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每個人以及支撐台灣的憲政制度。

我們要再一次呼籲，請立法院懸崖勒馬，不要濫用政治權力，扭曲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凍結守護憲法的最後一道堡壘，造成不可想像的憲政災難。但即便立法院通過這次修法，也並不代表僅由立法院說了算，我們提出的各項釋憲管道，仍保留了挑戰其合憲性的可能。畢竟，憲法權力分立的目的，終究是要避免單一國家部門的獨大及專斷。

※作者呂胤慶為芝加哥大學法學碩士，曾為司法官大法官助理；郭柏鴻為律師，慕尼黑大學法學碩士，曾為司法院院長機要秘書；陳冠瑋為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曾為司法院院長機要秘書；賴又豪為律師，哈佛大學法學碩士，曾為司法院院長機要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