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聯邦地區法院駁回美國商會針對馬里蘭州「數位廣告稅」（Digital Ad Tax）的訴訟，這意味著該州有權繼續實施課徵數位廣告稅的政策。

在「美國商會訴利爾曼案」（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 Lierman）中，聯邦地區法院駁回美國商會針對馬里蘭州數位廣告稅的訴訟。美國商會聲稱馬里蘭州法律違憲，包括但不限於違反「第一修正案」。今年7月，聯邦地區法院做出裁定，該條款針對的是「行為」而非「言論」，馬里蘭州可以繼續徵收數位廣告稅。

時間回推至2021年，該州當時通過《馬里蘭州數位廣告營收稅法》（The Maryland Digital Advertising Gross Revenues Tax Act）。其中：(1) 排除廣播電視實體或新聞媒體實體擁有或經營的數位介面（digital interface）的廣告服務，以及 (2) 禁止從數位廣告服務獲得營收的業者透過單獨的費用（separate fee）、附加費（surcharge）等形式，將稅費直接轉嫁給廣告客戶。

馬里蘭州立法數位廣告稅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稅收政策。自2021年該稅收政策實施以來，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論爭不斷，成為數位經濟時代稅制改革的重要案例。

數位廣告稅的背景與核心內容

根據《馬里蘭州數位廣告營收稅法》規定，全球年營收超過1億美元的公司，有義務向馬里蘭州就該公司在州內的數位廣告服務收入繳稅，課徵稅率為2.5%至10%的漸進稅率。此稅收的課徵目的在於填補數位經濟中的稅收缺口，並用於支持「馬里蘭未來藍圖」教育計畫。然而，這項數位廣告稅的設計和實施方式引發多項法律挑戰，其中尚且涉及美國憲法的「商務條款」（Commerce Clause）與《網路稅收自由法》（Internet Tax Freedom Act, 簡稱ITFA）。

根據報導，數位廣告稅的支持者如馬里蘭州參議員羅沙佩佩（James Rosapepe）認為，調整稅制是因應數位經濟的必要改革，以確保跨國科技巨頭公平納稅。反對者則指出，該稅具有意圖懲罰Google、Meta等科技公司的針對性，且違反美國憲法及聯邦法律。

憲法挑戰與法律爭議

數位廣告稅引發的法律爭議，包括幾個層面。首先，馬里蘭州的稅率設計基於數位平台的全球總收入，而非僅限於在該州的收入。這被批評為違反商務條款，因為稅收結構涉及州外活動，未遵循「內部一致」（internal consistency）原則。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法學教授理查德·龐普（Richard Pomp）也因此認為，這種基於全球收入的稅收設計明顯違憲。

其次，根據ITFA的規定，州政府不得對電子商務活動徵收歧視性稅收。該州數位廣告稅被批評為針對數位廣告服務課稅，而傳統媒體的數位廣告則不受影響。法律專家莫羅（DeAndré Morrow）指出，該稅制與ITFA直接衝突，可能會在後續聯邦法院訴訟中遭否決。

另外該法還涉及「第一修正案」與言論自由爭議。該法的「過渡禁止條款」（pass-through prohibition）規定，禁止公司以「附加費」的形式將稅費直接轉嫁給消費者。法官格里格斯比（Lydia Kay Griggsby）在判決中認為，此條款或有侵犯企業言論自由之虞，特別是在公司對稅費增加提出解釋或進行溝通的權利，但尚未達到違憲程度。

支持數位廣告稅的人認為，課徵數位廣告稅有助於達成數位經濟租稅公平，因為數位平台透過精準廣告和數據挖掘獲得巨大利潤，但未承擔與傳統企業相同的稅負責任。

其次，該州數位廣告稅收將用於支持該州的教育計畫。即便面臨法律挑戰，該州立法者仍然堅持，大型科技公司必須為公共利益做出貢獻。

不過，有反對者提出質疑，包括該法隱含政策歧視，並且可能對商業行為造成不當影響。NetChoice訴訟中心主任克里斯·馬爾奇斯（Chris Marchese）指出，該稅制的設計明顯針對跨國大型科技公司，缺乏普遍適用性，政策歧視意圖明顯。再者，該稅制可能迫使企業增加數據挖掘以準確計算稅基，進一步惡化對用戶隱私的侵害。最後，即使法律禁止，不一定能阻止該稅負被轉嫁給消費者的可能性。

反對數位廣告稅者認為，該稅具有意圖懲罰Google、Meta等科技公司的針對性。（美聯社）

台灣可以課徵數位廣告稅？

台灣同樣面臨數位經濟稅收缺口的挑戰。數位平台如Google、Meta及ByteDance在台灣市場佔據主導地位，但傳統稅制對這些從事跨國電子商務的科技平台的課稅能力有限。因此，若台灣參考馬里蘭州的數位廣告稅，或需考慮以下幾點：

一是確保符合國際稅收協議與WTO規範，避免引發貿易爭端。借鑑馬里蘭州經驗，台灣在設計數位廣告稅時，其稅基應限於在台灣境內產生的廣告收入，避免牴觸國際貿易公平競爭原則。

二是審慎評估台灣是否具備追蹤數位廣告服務收入的技術能力？若無，需與數位平台建立妥善的溝通與合作機制，以確保稅基計算的透明性與準確性。

最重要的一點是數位廣告稅的政策目標與資金用途。數位廣告稅的收入應明確指定用途，例如一定比率用於支持台灣本地新聞業（因為新聞媒體受到數位平台襲奪廣告的衝擊最大）、數位媒體素養教育，或縮小數位落差等。若課稅目標與資金用途明確，將有助於提升政策的正當性與爭取民眾支持。

然而，正如美國馬里蘭州遇到的法律挑戰，台灣若決定課徵數位廣告稅，勢必面臨國內外科技公司的法律挑戰。因此，立法過程需考慮潛在風險，確保政策制度設計具有足夠的合理性與抗壓性。

馬里蘭州的數位廣告稅是美國第一個此類稅收，其他的州如加州和內布拉斯加也有提出類似的立法提案。例如，加州的法律提案包括對「數據提取交易」（data extraction transactions）徵收7.25%的稅，但目前尚未通過立法。與此同時，歐洲許多國家也推行數位服務稅（Digital Services Taxes, 簡稱DSTs），其設計與馬里蘭州稅收政策有異曲同工之處。

DSTs的倡議者認為，數位廣告稅是彌補數位經濟消費稅缺口的有效方式。數位（廣告）服務稅與全球數據收集模式息息相關，立法有助於解決未被課稅的消費行為問題。然而，美國與歐洲國家在稅制設計上的法律基礎與政治背景差異，可能導致不同的施行效果。

未來展望與政策建議

馬里蘭州獲得初步勝利，但該州課徵數位廣告稅的法律挑戰尚未結束，未來可能進一步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根據《Tax Notes》報導，目前仍有20多起相關法律訴訟待決。

若欲採行類似政策，我建議政府考慮幾個興革方向：一是優化稅收結構，確保稅制符合國際規範與公平的稅基設計，例如僅基於在台灣境內的廣告收入計算稅率。二是政府應加強政策透明度，並且與數位平台及公眾充分溝通，闡明稅收目的與具體用途。三是借鑑國際經驗，特別是歐洲開徵DSTs的經驗，制定更具彈性的數位稅制，同時避免對特定企業的歧視性課稅。

馬里蘭州的數位廣告稅不僅是數位經濟時代租稅公平正義的追求，更是一場法律與政策拉鋸戰。是否課徵數位廣告稅，自宜審慎考量國際規範、本地廣告市場結構與政策目標。我個人期許政府有所作為，為數位時代的新聞業與數位素養教育建立可長可久的財源，至少應儘速開啟是否開徵數位廣告稅的討論。

※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