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慣性說謊的柯文哲卻有不少支持者認為他很真誠。(美聯社)
既然在現實上柯文哲是台灣最常說謊、違背自我標榜的價值、善變且最不真實的政客,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認為他是最真實的政客?注意這裡關注的核心並不是為何柯文哲有支持者,而是為何習慣性說謊的柯文哲卻有不少支持者認為他很真誠 —— 雖然這的確會影響柯文哲的支持度。
Oliver Hahl等學者曾經提出一個關於「謊言煽動家」(lying demagogue)的理論,有助於解釋這種現象。
首先,我們必須將政客的謊言區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第一類因「資訊落差」而產生的謊言。這是只有政客才有資訊知道真相,外界無從知悉的謊言。例如柯文哲雙城論壇的AB稿事件,只有炮製AB稿的柯文哲知道他在說謊,外界無從得悉真相。
政客利用資訊落差說謊十分常見,尤其是牽涉到只有政客有機會獲得的資訊時尤其如此,因為這代表政客說的謊不容易被揭穿,增加說謊的動機。
第二類謊言是當政客說謊時,他知道他在說謊,聽眾也知道他在說謊,他也知道聽眾知道他在說謊⋯⋯依此類推。這種情形在賽局理論中稱為共有知識(common knowledge),所以這類謊言被稱為「共有知識謊言」。同樣以雙城論壇為例,2017年7月2日柯文哲致詞提及「兩岸命運共同體」,會後受訪表示是表達善意。但是到了9月19日,柯文哲受訪時卻公然否認,表示自己從沒有講過「兩岸命運共同體」,儘管影片、報導俱在。再比如2023年柯文哲被揭露他的「國政白皮書」內提議重啟服貿,之後柯文哲在兩星期內連變數種說法,從「被抹黑」到「重啟服貿為內部討論,尚未定案」,再到「先貨貿再服貿」,最後又稱「從來沒有講重啟服貿」。
這兩類謊言在價值上有十分不同的效果:當政客利用資訊落差說謊時,並無意挑戰「說謊是不好的」價值,而是相信自己的謊話不會被揭穿,因此這類謊言在效果上,反而是強化的「說謊不好」的主流價值觀。例如雙城論壇AB稿事件,如果不是後來柯陣營內部流出稿件,外界根本無從知悉柯文哲製造的謊言。事實上,柯文哲因為演技過人,明知自己才是製造AB稿污衊中央政府的人,卻依舊在電視節目上哽咽、在媒體喊冤,以及在議會發飆,讓支持者沒有絲毫懷疑柯文哲其實在說謊。
第一任市長之初,柯文哲之所以要灌輸支持者用「斷章取義」來解釋柯文哲前後不一的謊言,反而從側面說明,柯文哲當時的支持者在基本價值判斷上和其他人無異,因此需要對於柯文哲式的缺乏一致性的謊言重新詮釋,放在一個更大的框架下,解決其中的歧異,以便與原先的認知一致。也就是柯文哲支持者並未挑戰社會的基本價值,而是改變對於事實的認知,來重新詮釋柯文哲的言行。
第二類共有知識謊言則十分不同,這是政客和支持者彼此都知道的謊言,但是政客依舊大喇喇地說出謊言,挑戰「說謊不好」的價值規範。既然支持者並非因資訊落差而無法確定政客是否說謊,政客說謊也的確違背基本價值,那麼為什麼他們依舊認為這類「謊言煽動家」依舊是真誠的政客?
因為支持者認為自己信奉的價值與社會主流價值不同,而他們自己並無力量挑戰主流價值,所以他們明知道政客在說謊,而這謊言正是在挑戰他們平日所不敢言之的價值規範。因此他們認為,政客固然說了謊,但是在更大的價值上,政客反而是真誠的,說出他們平日不敢說出或說出也無人在意的話,代表他們發聲,挑戰了令他們屈從的社會主流價值,而且替他們承受說這些話的後果,幫助他們擺脫社會控制,展現領導者的氣魄。所以越是敢於背離社會規範公開說謊的政客,反而在支持者眼中越是真誠的政治人物。
當柯文哲在兩星期內從「重啟服貿」到「被抹黑」,再到「內部討論未定案」以及「先貨貿再服貿」,最後聲稱「從來沒有講重啟服貿」時,很顯然他的說法不可能同時為真,而他的公開說謊,反而讓那些對太陽花主張不滿的人找到出口,無論柯文哲說什麼,在他們聽來,都是對於太陽花反服貿的不滿;柯文哲成為那些既想重啟服貿又不想被批評親中者的代表,所以即使柯文哲當中必然說謊,他們卻認為柯文哲真實代表其利益。
正如同我們在前面提過小草在民調中的特色,像是對藍綠兩黨不滿,而且若台灣遭受軍事攻擊,是最不願承擔保家衛國責任的群體,甚至超越次高的國民黨甚多;儘管民眾黨宣傳疑美論,卻高度支持和美國建立軍事同盟,希望美國為台灣而戰。小草這種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特色十分鮮明,他們不希望被貼上藍綠或統獨的標籤,也不願為價值獻身,既要享受經濟利益,卻不願付出政治對抗的代價。公共事務中因為強調公共財的生產,所以自私曾經是公共領域長期且普遍受到壓抑的價值,直到柯文哲的出現,一方面為對現狀不滿的年輕人提供平台,另一方面也為自私者提供出口。
注意以上的敘述代表不是所有人都會接受謊言煽動家,只有那些本身價值和主流價值有差距,卻又自認為遭到主流價值壓抑的人比較可能成為謊言煽動家的支持者。換句話說,只有認為自己屬於某些非主流社會類別,而又面臨正當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的人,會認為謊言煽動家真誠,代表他們說出不敢公開的心聲。
正當性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對某個權威的接受程度,Hahl等人認為政治學者李普賽(Seymour M. Lipset)的兩種正當性危機對於解釋謊言煽動家支持者特別有幫助:代表性危機(representation crisis)和權力貶值危機(power-devaluation crisis)。
代表性危機是指某些人認為現有政治系統沒有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或價值。當小草認為自己不屬於藍綠,對主流價值有難以啟齒的反對,就發生代表性危機。例如小草也許認為房地產都遭到現有既得利益者綁架,造成房價高漲,讓他們買不起想要地段的房子。這種危機有時會和陰謀論與民粹有關,例如小草可能相信政治無比骯髒,到處充滿陰謀,正因為好處都被現有藍綠既得利益者合謀佔有,讓他們有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資源與權力,所以小草無法獲得心目中自己該有社經地位,需要一位能夠代表他們又敢於打破現有利益結構的民粹領袖來帶領他們。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柯文哲滿口謊言,小草也知道他在說謊,但是這都是為了打破既有利益者牢不可破結構而刻意與之為敵的姿態,所以即使柯文哲說謊,但仍是真誠的,而柯文哲越是因此被孤立,小草反而會認為他是為了代表他們而付出代價,反而越可能支持他。
第二種則是權力貶值危機,這是指某些群體的地位下降,被原先地位更低的群體趕過去,讓他們產生不滿,認為必定是社會既得利益者特別青睞其他群體的結果。很明顯的,當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遷時,群體彼此的地位特別容易改變,這時可能會讓地位旁落的群體不滿,他們會覺得社會不公,需要政客為其「討公道」,讓他們恢復他們心中自認該有的地位。
要注意的是,小草不是一群完全同質的群體,因此代表危機與權力貶值危機所指涉的小草,有時可能未必完全一致,例如代表性危機更可能發生在社會邊緣人,認為無人代表的群體;而權力貶值危機通常發生在原來就有一定社會地位的群體中,例如某些中產階級。前者社會邊緣人需要人代表他們挑戰既有的價值規範,而後者則是對社會變遷不滿,需要人站出來反對變動產生的新價值規範,因此當政客說出大家都知道的謊言時,如果被視為挑戰社會的新規範,反而可能被小草視為真實的政治人物。
在檢察官公布柯文哲起訴書前夕,我們可以根據這個理論猜測什麼時候小草會對柯文哲不離不棄,什麼時候會離他而去。
對自認缺乏代表的社會邊緣小草而言,揭穿柯文哲前後不一的謊言,並無法改變小草對柯文哲的態度,因為他們需要的是能夠代表他們的政客。如果柯文哲提供的價值規範是社會主流無法接受的,例如性別歧視,那麼這些小草對柯文哲的黏著度就很高,未必會因為柯文哲貪污就離去。因為對容易接受陰謀論的小草而言,藍綠兩黨的貪污程度只會比柯文哲更高,而柯文哲卻能代表他們特殊的利益與價值;就算有些因為柯文哲貪污而離開柯文哲的小草,也不會投入藍綠兩大黨的懷抱,因為藍綠兩黨缺乏讓他們覺得自己被代表的獨特價值,而會安靜等到另一個宣稱能夠提供同樣價值的政客出現為止。
不過如果藍綠兩黨能夠提供小草與主流不同的價值的話,那麼這些邊緣小草還是有可能因柯文哲支持度下降而改變支持對象。例如柯文哲對於美國各種前後矛盾的發言,符合小草疑美又希望美國人為台灣流血作戰的自私本性,如果國民黨能夠提供近似的價值,那麼小草便有「可能」由白轉藍。之所以說是可能而非必然,是因為小草長期被灌輸「藍綠皆惡」的思考框架,對於藍綠天生不信任,國民黨必須克服這種對資訊來源的不信任感,才能克服小草的代表性危機。
而且根據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面對代表性危機的小草,一旦集結在民眾黨成為一個群體,就會對其認同的批評十分敏感。一但他們感到自己的認同受到攻擊,即使有了新的真實訊息,也不願接受,反而傾向繼續相信過去的錯誤訊息。這意謂著就算部分有代表性危機的小草因為柯文哲貪污而離去,也較不可能加入攻擊其認同的民進黨,如果非要選擇,他們寧願選擇國民黨。
其次,對於擔心權力貶值危機的小草來說,因為許多是出身自中產階級,和邊緣小草不同,對於柯文哲貪污的反應也大異其趣。擔心權力貶值危機的小草本就因地位下降而感到社會不公,支持柯文哲是因為相信能夠讓他們回復過去的優勢地位,打壓超越他們的群體,如果知道柯文哲貪污,將小草的政治獻金用來購買私人房產,反而會加劇相對剝奪感同樣感到不公,比較可能因為貪污而離開柯文哲。
但是這些離開柯文哲的小草,很多未必會加入藍綠兩黨,因為小草通常不會反躬自省,認為都是外界既得利益者造成自己地位下降,天下烏鴉一般黑。這種犬儒傾向令他們難以迅速投入其心目中代表既得利益的藍綠兩黨,而會繼續等待下一個救世主。
這代表對柯文哲貪污不離不棄而願意留下發聲支持的大多是邊緣小草,小草的同質性增高,但是距離社會主流價值更遠,更容易產生出極端的支持者,更容易回到同溫層取暖。如果沒有新的領導者力挽狂瀾,民眾黨的未來發展將趨於極端,支持度很難大幅回升。
※作者為台大機械系、政大企研所畢業,於法國INSEAD取得博士學位。現為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