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情報界才是職場霸凌的死角

局外人 2024年12月27日 07:00:00
軍系文化主導的情報機關一直對自身機構的職場氛圍跟管理文化抱持諱莫如深的態度,情報機關職場霸凌的個案並不少見。(美聯社)

軍系文化主導的情報機關一直對自身機構的職場氛圍跟管理文化抱持諱莫如深的態度,情報機關職場霸凌的個案並不少見。(美聯社)

勞動部官員謝宜容涉嫌霸凌部屬致使後者輕生的醜聞在上個月引發一場政治風暴,總統賴清德、行政院長卓榮泰及勞動部長何佩珊紛紛公開道歉,勞動部長何佩珊更引咎辭職。而其他公部門存在的職場霸凌現象,也如野火燎原般被媒體、民代爆料,迄今仍然在持續發酵。

 

在今日延燒的一連串公部門職場霸凌事件中,情報機關如調查局也名列其中,有立委爆料調查局新竹市調查站林姓前主任平時以「辱罵部署為樂」,有酒後騷擾、辱罵幹部及同仁等職場霸凌行徑,質疑調查局對當事人的處分是否存在輕縱,而調查局則澄清已經將該名人員記過、調職處分。

 

筆者在看到這些新聞報導時,不禁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除了調查局之外,台灣情報界是否存在著職場霸凌的問題?

 

台灣情報界存在職場霸凌現象

 

眾所周知,儘管台灣情報界,特別是軍系文化主導的情報機關一直對自身機構的職場氛圍跟管理文化抱持諱莫如深的態度,甚至以「情報工作是艱難的工作」、「國家機密」等堂皇理由迴避外界的監督,然而從過往到近年來若干新聞事件報導所披露的情況看來,情報機關職場霸凌的個案並不少見,例如近年來所發生的這些事件:

 

2013年,葉姓女子在任職軍情局期間被指控棄職潛逃國外,之後返台面對司法時,指稱她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為不適應軍情局高壓的工作環境而遭受職場霸凌,並且遭到同僚針對她年齡、外貌的歧視,然而相關單位跟台灣媒體並未深究她的說詞所反映的情報機關職場問題。

 

2020年,國安局文職特考學員指控遭到訓練中心軍職幹部霸凌甚至性騷擾,導致被惡意汰訓,當時若干內部匿名幹員在PTT相關討論就指出這種針對文職的打壓不只出現在文職特考學員的特訓,也出現在國安局的軍文職共處的職場關係,在立委質詢此事成為媒體報導焦點,時任國安局長的邱國正聲稱「絕對不會吃案」之後,不但迄今仍未見到國安局公佈調查結果,國安局跟調查局甚至以《情工法》為由大張旗鼓的起訴在網路爆料的文職特考退訓者。

 

2023年,《鏡周刊》爆料軍情局兩名上校酒後毆打一名中校導致後者腦溢血,根據報導,涉嫌的涂姓和陳姓兩名上校是霸凌慣犯:

 

「知情人士表示,這已經是該名中校第二次被打,其中打人的涂姓上校平常就會霸凌部屬,但高層為求升官,只求息事寧人。

 

A先生告訴本刊,涂姓上校脾氣暴躁,常在大庭廣眾對部屬咆嘯大吼,另一方面,涂為了升官,知道局長喜歡游泳後,也常去游泳,希望製造機會與局長親近、博取高層好感。至於陳姓上校平日作威作福,常占學弟妹便宜,對長官也不客氣,大家都對他敬而遠之。」

 

然而在軍情局相關單位的低調應對之下,這起事件的處理最終不了了之。

 

從前述情況看來,台灣情報界並非職場霸凌的絕緣體,甚至是職場霸凌的死角,這些機關內部的職場氛圍、管理文化及申訴機制都有值得深入檢視的餘地。

 

情報機關首長的領導作風就是職場霸凌根源
 

除了前述近年來的案例之外,若干軍系情報機關首長的領導作風其實就存在職場霸凌的疑慮,比如說軍情局首任局長盧光義在任期間,他沒有改掉他部隊將領出身的責罵、高壓式的領導作風,動輒辱罵部屬,根據軍情局退休官員龐大為的《情報札記》的記述:

 

「盧光義罵人出名,沒事專罵處長,可謂『處長剋星』。第四處楊處長個性因為溫和,盧對他是大事罵,小事也罵,把處長當小兵。楊處長憤然提出辭呈。當時盧非常不解,『還有兩個月就要升少將,竟然不幹了?不知是蠢還是笨?』其實楊處長忍不下這口鳥氣,主要是尊嚴。」

 

而盧光義這樣的情況也見於其他部隊將領出身的情報機關首長,如前國安局官員張悅雄就回憶和盧光義同樣是部隊將領出身的國安局長宋心濂因為「行政部門伙房採買弊端之事,將該處處長(少將),要他在大庭廣眾之下站起來,並足足臭駡了將近5分鐘。」

 

前述情況放在今日都可以被視為職場霸凌,然而這樣的責罵、高壓式的領導作風是否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改變?還是跟積習已久的部隊文化一樣未有明顯改善?值得深入探究。

 

美加情報界也存在職場霸凌

 

至於其他國家情報界是否存在職場霸凌的問題,答案是當然存在,以美國和加拿大為例,在近年來也傳出職場霸凌問題。

 

2022年,媒體報導美國國防情報局內部多位吹哨者向國會兩院情報委員會舉發存在嚴重職場霸凌的問題,例如女性職員被性騷擾、向上級「打小報告」貶抑同僚、不同形式的歧視言論等不當行徑,吹哨者指出「這種不良的辦公室文化是國家安全的威脅」。

 

2023年,加拿大安全情報局被吹哨者爆料該機關存在針對女性職員的不當性騷擾、歧視少數族裔職員的職場霸凌現象,然而她們不信任該機關的內部投訴機制,擔心會遭到秋後算帳。

 

美國國防情報局和加拿大安全情報局面對內部吹哨者的指控,多以「『零容忍』故意違反專業水平的行為」、「非常嚴肅地對待任何不當行為的指控」等官方說法回避正面回應,然而除去情報機關的官僚態度,這些國家的國會、媒體及公眾輿論多支持內部吹哨者,要求政府進行深入調查。

 

反觀台灣,當情報界內部傳出職場霸凌的醜聞時,是否能跟看待其他公部門一樣要求徹查?是台灣各界該思考的問題。

 

台灣情報界不能成為職場霸凌的死角

 

今日的台灣情報界大多仍深受過往情治文化、軍系文化窠臼的束縛,回避自身管理文化跟職場氛圍的深入檢視,而這樣的結構不僅成為民間專才望而卻步的障礙,也影響自身內部的士氣,更容易成為職場霸凌的死角、甚至溫床。

 

台灣情報界,特別是軍系情報機關的主事者,必須要正視情報界職場職場心理健康議題,改善自身的管理文化跟職場氛圍、建立被基層信任的申訴機制及能夠真正解決問題的檢討機制,消弭可能造成職場霸凌的因子,千萬不能因循苟且的回避問題,甚至想以「保密」、「影響情報工作」之類的遁詞抗拒外界的檢視,情報界不是不可能在未來面臨勞動部、衛福部等公部門深陷職場霸凌醜聞的難堪,到時才想亡羊補牢恐怕悔之晚矣。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

 

 

關鍵字: 情報 霸凌 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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