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總統卡特於12月29日以百歲高齡辭世，雖然他並未連任成功，但是在他四年的任期（1977–1981）之間，卻為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留下關鍵性的註解，為中國走進世界打開道路。雖然一部分是以美台關係作為沉重的代價而成就，但是隨著中國與美國接觸，中共高層結構也隨之出現選擇不同的價值觀的聲音，部分的幹部子弟因此選擇另一種生活。

「圍堵」與「三角外交」進一步發展

在1970年代晚期，冷戰時期的東西方陣營對立依舊，但是美國在太空競賽之後的經濟與科技效應逐漸浮現，卡特之前的尼克森與福特政府也開始推動東西方「鬆動關係」(Détente)。但是布里茲涅夫主義的全球擴張，仍引起美國戰略焦慮，地緣政治的競賽未有一刻鬆懈，積極在巴爾幹半島和東亞地區尋找可鬆動蘇聯的缺口。

在此背景之下，卡特政府團隊在地緣政治的主張大致延續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邊緣地帶（Rimland）凱南（George F. Kennan）發展的圍堵（Containment）。外交戰略則延續季辛吉的「破冰」，與歐洲傳統的均勢外交 (Balance of Power) 觀念，說服美國各界接受與中國合作，利用中蘇交惡操作「三角外交」形成戰略平衡。

卡特政府任內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ński）則是當時的集大成者。布里辛斯基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政治學，他以歐亞大陸的「大棋局」(Great Game)聞名，並在民主黨政府中崛起為國際事務專家。他強烈主張在全球各戰略區域壓制蘇聯的影響力，同時把中國視為美國制衡蘇聯的重要合作對象。

在卡特政府任內，布里辛斯基的決策時常無視於國務院，在他手上完成對蘇聯戰略、美中關係，以及重大外交政策，其中也包括對台政策的強硬主張。布里辛斯基主要政策理念是圍堵與滲透（Containment and Penetration），主張東歐乃蘇聯軟肋，應在該地區進行滲透與心理戰。同時也延續尼克森政府的「三角外交」，主張進一步推動美中在安全事務上的合作，削弱蘇聯的全球影響力。對第三世界則採取「選擇性干預」，防止蘇聯趁區域動盪而擴張勢力，僅在具戰略利益的地區適度干預。

人權外交與現實主義的矛盾

卡特和布里辛斯基都同意必須對蘇聯保持戒備，並積極利用與中國關係的改善來牽制蘇聯。面對當時的「第三世界」，卡特較為強調「人權外交」而對獨裁政權的施壓，但是布里辛斯基更在意的是美國的戰略利益與防範蘇聯滲透，這是兩人理念主要的矛盾。卡特強調外交政策必須彰顯民主、人權與普世價值，這種作法在拉丁美洲、非洲、亞洲部分地區都引起爭議。布里辛斯基則是奉行現實主義與地緣政治的大戰略，關注的是美國在冷戰中如何維持全球優勢，只要能鞏固美國的地緣戰略利益或阻擋蘇聯的影響力，他可以不在乎合作者的意識形態與人權紀錄。

卡特在競選期間即表達對人權議題的重視，認為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必須在外交政策中彰顯普世價值，但並不表示他沒有極為現實主義的一面，這使得外交政策有時帶有猶疑與矛盾。「卡特主義」（Carter Doctrine）就是極為現實的表現，他主張美國將於有必要時對波斯灣用兵以保衛國家利益，但是在巴拿馬運河的議題上卻過於理想，也因此埋下今日川普聲索運河權利的遠因。

1979年的伊朗人質危機是卡特政府的重大失策，並且影響選情而未能連任。卡特政府另一項未竟之業是1979年與蘇聯簽署的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ALT II Treaty）。當時為減少冷戰緊張的情勢，美國採取和緩政策積極接觸蘇聯，隨後爆發的蘇聯侵略阿富汗卻使得限武條約破局。國會擔心莫斯科重拾擴張政策，因此並未核准條約，藉以警告蘇聯不要想染指中東。美國雖然透過軍援阿富汗聖戰士拖垮蘇聯，諷刺的是他們卻也是往後發動911的恐怖份子。

川普2.0是面對美國進步主義的過度帶來的反轉。（美聯社）

美中建交與中國走向世界

美中建交是卡特任內最重要也是最具爭議的事件，美中互動可追溯到1972年的尼克森訪中和「上海公報」，季辛吉穿針引線的過程也甚為重要，但是後續的美國總統並未將美中關係視為重點，越戰吸引大部分的注意力。卡特上台後，重啟此前的美中外交關係，並在1978年底宣布正式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效。其中展現的不只是卡特對中國的重視，也體現布里辛斯基對於如何利用中國制衡蘇聯的盤算。他認為台灣已不再是冷戰中對抗蘇聯的「決定性籌碼」，且若繼續與台灣保持正式同盟關係，將影響與中國的戰略合作，傾向於讓台灣成為「次要但不可放棄」的地區利益。

與中國建交的另一面，是美國和台灣（中華民國）正式斷交。為因應國會與國內輿論的反對聲浪，美國國會在1979年通過《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規範美國對台軍售、以及外交的非官方身分對台灣的持續支持，為往後美中台三方互動定下基調，稍微減少對台灣造成的傷害。布里辛斯基建議美國向中國承諾「永遠不承認獨立台灣」，但是卡特持反對意見，認為會減少面對中國的選項。

不論是雷根政府的「六項保證」、柯林頓政府的「三不政策」、或是後續政府的主張，美中台關係的主要架構是在卡特任內奠定基礎。這種「理想與現實折衷」的雙重性格，成為卡特時期美中台關係運作的關鍵，也使得美國在道德上無法放棄台灣。即使是極端現實的川普，也未必能因為利益推翻四十多年來的美國對台政策脈絡，只能以「交易」作為平衡美國利益的策略。

主要貢獻在任期之後

部分評論認為卡特的貢獻大多不在總統任內，美中建交後帶來的主要效應也是來自於卡特的任期之後。隨著美中關係正常化，中國的菁英便有了前往美國的機會，其中固然有部分人士帶著政治立場，但是在接觸美國後帶給他們的衝擊卻埋下對不同世界期盼的種子。隨著他們回國間接帶給身邊的人不同的見聞，形成一股不可逆轉的風潮，有能力出國者將子弟送到國外，無論是否有再回到中國，他們都成為中共政權下第一批接觸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的先行者。

這些人士回國後有的參與推動地方有限選舉，或是引進西方的稽核制度到國企，甚至是在國際私法的推動也讓中國有了具資本主義的財產和信託制度，有的來帶來西方人文精神進入藝術學院。如果沒有美中建交，這一切或許都不會發生，中國往後可能就不能有環境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三個代表」，更有可能選擇類似朝鮮的道路，對西方價值和資本主義表現出強烈的抗拒。

滴水穿石讓中共認識不同的價值

若沒有透過建交推開這扇門，西方價值更難以滴水穿石的方式進入中國，1980年後的中國或許會更像是一個擁有十多億人口的放大版朝鮮，隨後掌權的可能是「楊家將」或是薄一波這些強硬路線者。中國的軍事能力與核武的威脅將造成東亞地緣政治更難估算的變數，歐亞大陸也會因為中蘇合作盤據心臟地帶和邊緣地帶，西歐國家則只能退縮在一隅。在既有的北約和華約對峙的鐵幕之外，歐亞大陸兩側都將壟罩在長期的核威脅陰影。藉由建交鬆動中國和蘇聯的關係，逐漸改變中國對世界的認識，即使過程緩慢，也是卡特任內重要的無形成就。

或有論者認為，沒有美中建交的台灣會更安全，中共也將快速崩潰，作為核武國家且人口達十億規模的中國，若是在一夕之間成為失敗國家的代價不是一個朝鮮的體量可以估算。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透過骨牌效應形成中蘇朝三國崩潰，周邊國家將面臨的政治與經濟壓力也不會比較小，一個不能管控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東亞世界，恐怕也不能造就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就。

歷史沒有偶然或必然，回到歷史的當下進行整體的詮釋也不一定真正能還原本質的樣貌，但是在中國體制內發生的改變卻是成功地讓中國接受國際規則。即便在談判的過程不一定有結果，但至少台灣外島不用面對「單打雙不打」，東北亞的六方論壇也才得以成形，這些都是推開美中關係的偶然之門才得以呈現於今日。

川普2.0將如卡特一樣是時代的轉折

卡特時期的美國進步主義發展的重要轉折，因此在美中建交後開啟的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以及與西方文化的再認識是較具理想性的一面。當時的中國精英在接觸的過程中也體會到西方文明的交往思維，以及省思和平的態度，卡特推開的不只是中國通往世界之門，也是全人類文明互鑑的示範。

卡特的經驗提醒台灣應注意大國的動向，尤其是川普2.0與馬斯克即將帶給全球重大的轉變和衝擊，可能的轉折的程度將比卡特時期更為劇烈。在當時的威權黨國時代，台灣各界能夠接受到主流知識的菁英有限，更別說一般人無法獲知全球政局轉變的片簡，僅能從特定媒體獲得被選擇的資訊，因而無法提早發生民主化面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轉變。

如今台灣已獲得可貴的自由，各種媒體與資訊取得容易，卻得面對認知作戰和銳實力（Shape Power）造成資訊的失真，考驗著各界如何跨越領域與背景的藩籬應對挑戰。今日的川普2.0則是面對進步主義的過度帶來的反轉，在民粹與保守勢力復甦的氛圍下，美國和西方面對中國的態度將收起以往曾有的理想與美好，而台灣將如何選擇，或是作為兩大文明價值之間的折衝賺取價差，值得深思。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