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即將就任美國總統，眼前新局自然和川普個人選舉韌性有關，但共和黨得以重新取得執政，很重要轉折點則在2022年國會期中選舉，雖然當時各方評論多以微弱優勢形容共和黨贏得眾議院多數席，但它確實可謂共和黨「跳板」的一役，並間接促成兩年後紅色浪潮終究發生。

提及2022年共和黨反轉因素，回溯自拜登2020年勝選，共和黨藉國會拉高對抗，策略顯然是奏效的。共和黨人在國會不斷做出攻擊性立法，讓民主黨新國會才上任就疲於奔命，其中針對「指控2020大選選舉舞弊」而來，共和黨就提出了至少10項修正案，說是要對監管選舉的聯邦機構進行徹底改革。

共和黨攻擊性立法實際表現，有激進的共和黨議員直接拒絕法案辯論（如民主黨提出《為人民法案》時），另有共和黨人曾大舉利用議事規則，迫使民主黨光在一次聽證會上，就為了一項投票權法修訂進行十次以上表決，很多共和黨人原本只是想替川普敗選（川普尤其指控選舉舞弊）出口氣，最後竟演變成和民主黨的全方位黨派之爭。

另外，有關《國防授權法案》的分歧，也一併為兩黨國會對抗製造了不少熱戰，當時哪怕某項國防法案從軍事委員會到眾議院都過關了，仍有可能被卡在參議院三個月都沒下文。那段時間，美國媒體提到國會，最頻繁出現的用詞或許就是「僵局」。

民主國家政黨鬥爭幾如常態，要到民主、共和兩黨今天如此激烈抗衡程度，也不算新鮮之舉，不過，就政黨「奪權」策略，發動鬥爭「有沒有道理」是一回事，「有沒有意義」就又是另一回事。

例如，民主、共和兩黨都想藉由投票權修法，創造對自己更有利的選票環境，國防授權法則欲凸顯兩黨對國家戰略設想的差異，各有政黨自己的本位思考，在國會進行鬥爭，無非為了實踐其中的政黨利益，但一個民選國會下的「政黨利益」得以存續，終究還是取決於一個黨所獲得的社會認可高低，此即「鬥爭到底有沒有意義」。

一個民選國會下的「政黨利益」得以存續，終究還是要回到一個黨所取得的社會認可高低。（美聯社）

回到2021年拜登上台，民主、共和兩黨於國會走向對峙，一直到期中選舉即將啟動前的一整年，一個顯著的變化已經浮現，即在共和黨對民主黨發動一輪鬥爭後，根據蓋洛普民調，當時的政黨優勢也同步出現了大幅反轉。也就是2021年第一季，民主、共和兩黨優勢比為49%對40%（綜合政黨認同、傾向、偏好），到了第二季，雙方差距縮減成49%比43%，到第三季，幾乎要出現死亡交叉，民主黨政黨優勢跌到45%，共和黨上升到44%，然後到了第四季，共和黨的政黨優勢已晉升到47%，民主黨再跌到42%。民主黨的政黨優勢，從年頭贏過共和黨9個百分點，一年後，反倒落後了5個百分點，這樣的變化，當然也為共和黨隔年期中選舉帶來很大的信心。

上述發展，即「鬥爭有沒有意義」的參考。2021年起始，共和黨在國會愈是對抗民主黨，政黨優勢愈上升，還讓民主黨認同者比例下降兩個百分點，自己認同者的比例則上升了三個百分點。每一數字，都透露了美國人對共和黨當時國會作風有一定的接受度。當時蓋洛普民調的結論之一是：「政黨偏好優勢是判斷哪個政黨更有能力在下一屆國會獲得多數席次的關鍵指標。」2022年期中選舉很快就印證了這一判斷。

若藉美國政黨鬥爭，以及鬥爭所帶來的局勢改變，則對同樣在立法院發動全面對抗的國民黨來說，是否正暴露了警訊？因為從2024年初立法院院長選舉，到隨後一連串進逼行政權下，約莫一年過去，去年12月中，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政黨支持度民進黨為35.8%，國民黨為22.3%，到今年一月初，《鏡新聞》民調，顯示民眾對民進黨立委的滿意度最高，有43.5%，國民黨立委則為33.1%；《美麗島電子報》「2024年12月國政民調」，民進黨的好感度為48.2%，國民黨為32.%。即便再對照其它媒體常見民調，一個清楚的意象就是，國民黨歷經近一整年國會「全面攻擊」，卻沒有達到反轉政黨優勢、好感、偏好的效果，在部分民調中，甚至還出現支持度下滑現象（對照2024立委選舉，政黨票比例為國民黨35.58%、民進黨36.16%），和2021年，美國在野共和黨迎戰民主黨，經過四季表現，政黨優勢、好感、偏好皆能大舉超越民主黨的情況很不一樣，而實際上較之共和黨，國民黨立委對抗民進黨的強度，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借鑑共和黨利用國會發動政爭的現實效用，眼前似乎還看不太到國民黨過去一年多來在立法院表現得這麼激進，到底意義何在？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