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數近月有關亞太地區安全的事件，相信離不開北韓試射洲際導彈，以及中印在洞朗地區(印稱都克朗地區)及廣義的「錫金段」的邊境爭議。特別是後者，國際社會擔心衝突最終會成為中印兩國繼1962年後全面邊界戰爭的導火線。

與上一次戰爭不同，近期戰爭涉及的是擁有核武的「龍」與「象」，而假如為印度長年關係緊張的巴基斯坦同時介入事端，即會演變為三個核武國家的戰爭，其危險程度不可跟1962年同日而喻。

中印之間的外交角力，既有兩國各自歷史傷痕的「因」，也是當代亞太地緣格局的「果」。特別是中美兩國在亞太以及全球影響力的此消彼長，印度過去十數年經濟起飛，令兩國在亞太戰略思考出現根本的改變。

有趣的是，中印雙方在不同領域下偶有合作，經濟領域有金磚國家組織，安全領域有上海合作組織，說上兩者真的水火不容又不是。因此，要了解中印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先要了解中印作為兩個「類民族國家」的特點。

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中國及印度在建立國家時均面對同樣的問題︰民族向心力。

「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現時主流的「民族／國家」關係的論述，即國家(state)是一個民族(nation，合理的翻譯應為國族)的政治代表，負責處理國族內的權力及資源分配，以及代表國族在國際政治舞台與其他國族對等地交涉。

作為「類民族國家」的中印兩國

這種「國族／國家」關係先在歐洲確立，後因歐洲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擴張，成為國際政治主流。因此，相對於西歐國家及美國，國族概念確立於16世紀或更早，亞洲的國族概念是18／19世紀從歐洲引入的舶來品︰

「中華民族／中國民族」的概念源於清末知識分子如梁啟超及章太炎等，結合歐洲國族主義運動、日本經驗及儒學文明，最終建立以「中華民族／中國民族」為基礎的「中華民國」；

印度人的身份認同既有其文化背景，亦有1857年「印度叛亂」(Indian Mutiny, 1857)時的社會總動員，並以1947年印度從英國獨立作結，完成「民族自決」的立國國際標準。

但作為一個多文明古國，中國及印度境內有著不同的文化體系及族群社會，例如「中國民族」今天的憲法定義是一個「有56個民族」的國族，下設有不同的民族自治區，但同時官訂的民族政策某程度是要求對以「漢文化」為主的中央政府效忠，部份學者如胡鞍鋼及馬戎等更認為需要「第二民族政策」，進一步淡化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印度則有不同的宗教及文化為界，如錫克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等，不同的聯邦政府某程度為不同族群服務，例如旁遮普邦是錫克教徒為主，因此建國後也不時出現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族群利益問題衝突。

是以，中國及印度不完全屬於歐洲式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state-nation (暫翻譯為「類民族國家」)，即國族建立的過程並未完成(a nation-in-building)，而國族的建立是為了滿足一些政治利益及認受性，例如合理化國家的建立及認受性。

避免步前蘇聯後塵

這些「類民族國家」的特點在於她們需要一定的民族主義來維持政權的認受性及穩定性，特別是北京政府剖析前蘇分崩離析的原因，是因為欠缺足夠的民族及中央向心力，因此希望以民族主義政策及教育來避免政權步前蘇聯後塵。而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也透過印度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m)，來維持在經濟表現以外的政治認受性，例如受執政聯盟支持，剛當選總統的柯文德，因他曾將祖宅捐給右翼組織民族志工組織(RSS)，被視為莫迪民族主義管治的「副手」。

而要將民族主義推到一定的程度，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宣揚國威」與「勿忘國恥」，透過外交政策來確立國家在世界強權的獨特地位－中印的邊界戰爭對中印而言就是這個功能。

事實上，學者Jeff Smith在2013年以「冷和平」(Cold Peace)來形容21世紀的中印關係，指兩國的關係雖然不如中日間民族主義如此劍拔弩張，但也談不上十分友好－恰如冷戰(Cold War)暗示的似戰非戰，似和非和的情況。

中國就是看不起印度

學者沈旭暉曾發表學術文章剖析中國網民對印度的印象並不良好，其用字及言詞多與負面情緒掛勾，也有看不起印度的情況(例如「小印度」)。Jeff Smith及沈旭暉教授分別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並不視中印為同一級別，反之視印度的「不濟」為民主制度、族群矛盾、政出多門以及被小國(這裡指巴基斯坦)牽著鼻子走的經典教材。

對中國民族主義者而言，中印合作在經濟上可以是相互配合，但在安全及領土問題上中國「不屑」與印度挑起爭端。因此，一旦兩國起了爭執，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自然認為是「小印度」挑起事端。而他們亦相信，既然中國在國力尚未崛起時也可打贏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今天中國已崛起為亞洲甚至世界大國的，就更沒理由也沒誘因去退讓。

從印度民族主義者而言，即使印度首位的國家安全威脅永遠是鄰國巴基斯坦，但印度外交界近年對於「中國威脅論」的觀感有所改變，認受北京才是影響新德里在南亞次大陸和平及領導地位︰印度視「中巴經濟走廊」為北京支持伊斯蘭堡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藉而影響及抗衡印度在南亞經貿合作的領導地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封鎖印度對印度洋控制的「珍珠鏈」(String of Pearl)，而在巴基斯坦投資瓜達爾港(Gwadar)及在斯里蘭卡租借南岸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更是希望透過經濟手段建立「具中國特色的港口」(pla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下一波「戰爭」將會是「佛學」

專研中印關係的學者Chris Ogden指出，印度的政治文化普遍對周邊大國崛起深存懷疑，而近十數年的經濟及軍事發展，也令印度民族主義者認為國家應有更高的國際地位，例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以及可與日本建立「自由經濟走廊」，帶領亞洲眾「自由國家」與中國的「一帶一路」爭一日之長短。

而對於不少印度民族主義者來說，1962年的戰爭正是「國恥」所在，因此莫迪政府在公在私，於中印邊界問題並沒有軟化的空間。而當印度並沒有「釋出善意」，中國民族主義者自然會視「小印度」與其他外國勢力聯合起來打壓中國夢，北京也因此沒有足夠的迴旋空間讓事件平復下來。

回到客觀的政策層面，北京及新德里的經濟發展及外交政策一個西漸、一個東進，兩國可以合作的空間固然很多，但同時地緣利益及衝突的層面也會增加。當兩國民眾及政府均以民族主義的眼光去審視對方的行為，彼此均不會看到對方的好，只會留意對方的惡，最終走向一個自我實踐預言︰一山不能藏二虎，龍象亞洲並不相容。而據美國智庫卡耐基基金會印度中心(Carnegie India)的分析，下一波「戰爭」將會是「佛學」及其延伸的軟實力。

※邢環智@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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