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2025年2月底，俄烏戰爭已進入第三個年頭，俄國在軍事與外交的兩個戰線，以核勒索的策略持續從軍事和外交兩方施壓西方國家，使得西方國家無法放開手腳支援烏克蘭。俄國更憑藉在局部戰線上接連取得階段性勝利，加上其運用網路攻擊、能源制約、代理人作戰與秘密外交等典型的非對稱工具，逐步塑造出一種基於軍事的既成事實，強制外交態勢。

近期美俄兩國在俄烏戰爭走向大國協調的模式，一部分因素是俄國成功地採取歷史上採取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藉軍事行動與外交手段相互使用達成政治目的，再由局部勝利轉化為外交籌碼，實現戰略主動權的再分配，並且影響歐美內部的社會輿論。

經過三年來的發酵，川普的再次上台不只得償俄國的期待，歐洲內部興起的親俄極右勢力也同樣讓歐洲內部陷入分裂。「美國優先」看似重構自身的全球安全佈局，成功卸責於歐洲和印太盟邦，實質上卻是退回美國在美洲的基本地緣勢力範圍，使得歐洲的親俄勢力更容易受到俄國影響。

強制外交與「混合作戰」的發展

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基本理念出自於謝林(Thomas Schelling)的名作《Arms and Influence》，他提出「威懾」（Deterrence）與「強制」（Compellence）的區別，強調「邊緣策略」（Brinkmanship）如何通過可控危機迫使對手讓步。

喬治（Alexander L. George）在他的專著《Forceful Persuasion: Coercive Diplomacy as an Alternative to War》以冷戰時期的案例進一步闡述，其核心論述是如何採取有限軍事威脅，迫使對手在面臨高昂戰爭成本時選擇妥協，該理論強調四個基本要素：明確目標、可信威脅、時間壓力及提供妥協空間。

考夫曼（Michael Kofman）提出俄國混合戰的「可控升級」框架，強調其通過「非對稱手段」（如網路戰、代理人）製造局部優勢，再以談判固化成果，他舉出2014年烏克蘭危機的案例，俄軍以「小綠人」佔領克里米亞，隨後利用歐盟對能源依賴的弱點，推動國際承認既成事實。近期在沙烏地阿拉伯舉行的美俄會談，實質上也是俄國成功推動國際承認既成事實，並不全然如川普所想的成功推動終戰。

川普的再次上台不只得償俄國的期待，歐洲內部興起的親俄極右勢力也同樣讓歐洲內部陷入分裂。 （美聯社）

列寧思想影響俄式強制外交

俄國的強制外交另一個重要思想來源是列寧的政治理論，他指出國家應靈活運用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態手段以達成戰略目標，其「以小搏大」的思想和多層次作戰理念對後世影響深遠，現代俄國在運用強制外交模式時，無不體現出這種列寧式的策略，並且被中共和其他共產黨所學運用。

俄方在有限軍事施壓、秘密外交以及代理人行動中，不僅延續列寧所倡導的戰略耐心和靈活應變精神，更通過精心塑造「被迫行動」的國內外敘事，對內凝聚民族情感和政治合法性，對外造就親俄的歐洲政黨。

這種模式不僅將傳統強制外交與現代非對稱戰術、混合威脅的有機結合。當前的俄烏戰爭，俄國正是利用這種現代版列寧策略，在局部勝利和分階段談判中，達到既保留軍事彈性又獲取外交籌碼的雙重效果。

從伊凡雷帝到普京時代

從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到普京，這種「邊打邊談」（Fight-Talk Strategy）與「有限戰爭」形式所形成的強制外交，儼然成為俄國實現大國協調的重要策略。俄國在軍事行動與外交談判間形成互補機制，即以局部軍事勝利為籌碼，推動談判進程，實現「以戰逼談，以談助戰」的戰略效果。

俄國在其歷史與現代外交中，往往將兩者結合，並非單純追求戰場勝利，而是將有限的軍事行動視為一種強制工具，從而在外交桌上塑造更為有利的談判條件。當前的美俄會談，俄方同樣通過核勒索下的混合威脅、秘密斡旋和多重施壓，有效的讓美國在高成本選擇與戰略風險中作出妥協。

回顧俄國歷史，其對外行動多次體現了強制外交與「邊打邊談」的模式。16世紀伊凡雷帝在征服喀山汗國後，除了以武力迅速奪取首都地區，還運用包容政策整合當地勢力，從而為後續統治創造外交籌碼。18世紀的彼得大帝在大北方戰爭中以波爾塔瓦會戰（Battle of Poltava）為例，藉由局部軍事優勢迫使瑞典進入談判，最終實現取得芬蘭和稱霸波羅地海。

1768到1774年之間的俄土戰爭，葉卡捷琳娜麾下的名將鲁缅采夫在卡古爾河戰役重創鄂圖曼土耳其，成功以戰逼和簽訂《庫楚克開納吉條約》(The Treaty of Kuchuk-Kainarji)，俄國取得克里米亞「獨立」（實為附庸），以及黑海北岸（新俄羅斯）領土、商船自由通行黑海與達達尼爾海峽。波蘭分割過程中，採用局部施壓與階段性讓步策略，有效分化奧地利與普魯士的立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蘇聯紅軍在東歐取得決定性勝利，為史達林在雅爾達會議爭取東歐勢力範圍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塑造出一種「被迫接受」的國際秩序敘事，建立「雅爾達體系」。看似與美國之間形成大國協調的戰後秩序，事實上卻是據有東歐，以及進一步赤化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北部以及越南，並且持續輸出共產革命，並且以太空競賽和核武作為逼迫美國的手段。

這些歷史案例均展現出俄國的對外關係傳統，如何利用有限軍事行動與外交斡旋達到戰略目的，決定烏克蘭與國際秩序的利雅德會談，同樣也是採取相同強制外交模式，而歐洲的命運在「雅爾達秩序」之後，即將再度被美俄峰會的「利雅德秩序」所決定，曾經作為二十世紀強權的西歐諸國已然走入歷史。

普京「邊打邊談」與「有限戰爭」形式所形成的強制外交，儼然成為俄國實現大國協調的重要策略。（美聯社）

俄式強制外交的通則

綜合上述案例，可見俄國在實施強制外交時呈現出幾個共通模式，根據操作模式，俄國的強制外交大致可分為三類：主動進攻型，以戰逼談；防禦反擊型，以拖待變；以及代理人槓桿型，透過聯盟內部分化和操作。其中，軍事與外交行動始終是同步進行，局部戰場勝利直接轉化為談判籌碼，俄國在設定戰略目標時強調有限性與漸進性。

主動進攻型的包括大北方戰爭後彼得大帝利用戰果要求談判，以及葉卡捷琳娜對於克里米亞都採取切香腸式分段策略，清朝在中國東北與西北也是如此失去廣大的土地。先以軍事行動取得既成事實的優勢，再通過政治談判取得併吞結果。根據實際狀態與進程的不同，俄國採取的策略也會有所調整，普丁在烏克蘭戰爭初期發現無法快速進展後，便採取防禦反擊型的策略，拿破崙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是因應戰況，由防禦反擊到以戰逼談。

俄國尤其擅長利用對手內部分歧與矛盾，一如影響歐洲內部的極右勢力，以及在美國大選期間表達對川普的善意，從而擴大自身的局部優勢。在拿破崙遠征俄國期間，俄國利用德意志各邦及其他受法國控制地區內部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透過秘密外交和情報滲透，向這些邦國承諾，若轉向反法陣營，他們在戰後可以獲得更大的自治權或恢復部分失去的領土。

「利雅德秩序」的挑戰

在當前俄烏戰爭談判中，俄國再度運用與歷史案例高度一致的強制外交模式。俄方利用局部軍事行動與情報等混合作戰方式，迅速奪取戰略要地，並以「事實佔領」為基礎，在談判中提出階段性讓步。這種序列策略與彼得大帝時期利用局部勝利迫使瑞典談判、以及克里米亞兼併中先行佔領後合法化的操作模式異曲同工。

此外，俄國在秘密外交和分化國際反制力量上也展現一定的手腕，使美國及其盟友在面對多層次壓力時步調不一，進一步鞏固俄國在談判桌的主導地位。這一系列舊與新的結合，充分證明了俄式強制外交模式在現代國際戰略中的延續性與創新性。

現階段逐漸形成的「利雅德秩序」，俄式強制外交將成為不穩定因素，如同「雅爾達秩序」建立後，蘇聯仍幫助朝鮮發動韓戰，並且在越南、土耳其和古巴陸續起攻勢作為，進一步在歐亞大陸與美洲邊緣地帶製造地緣危機。直到阿富汗戰爭拖垮蘇聯之前，從未停止過透過代理人模式，或是以拖待變的強制外交。

今日即使形成短暫的停火，不僅為是打破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規則，更是要從這次的破壞進一步跨大對烏克蘭的侵略。一如彼得大帝不會放過瑞典取得芬蘭，葉卡捷琳娜持續施壓土耳其，實現併吞黑海沿岸的新俄羅斯，烏克蘭乃至整體歐洲的挑戰已迫在眉睫。

俄國的目標不只是使烏克蘭成為內陸國，或是選出魁儡政府，而是實現普丁所言，認為烏克蘭不是一個國家。歐洲若不能展現聯合軍事力量，僅有數萬人的駐軍計畫也難以面對五十萬的久戰之師，以及俄國已動員的戰時社會體制。

面對第二輪的利雅德會談，德國另類選擇黨在德國大選取得152席的聲勢，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納粹黨同樣成為國會第二大黨，即將影響德國新的執政聯盟是否會持續前政府擴軍的路線，或是成為俄國在德國境內最大的呼應者，歐洲更難有一致的立場面對俄國對烏克蘭提出的訴求，整體的外交環境對於俄國而言更為有利。

更直白地說，若沒有足夠的凝聚力或實力就無法面對美俄以大國協調來劃分勢力範圍的「利雅德秩序」，歐洲只能重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困境，甚至是淪為與十八世紀時的日耳曼各個邦國相同的境遇，台灣同樣也將面臨「利雅德秩序」的挑戰。

沒有實力，烏克蘭就無法面對美俄以大國協調來劃分勢力範圍的「利雅德秩序」。（美聯社）

台灣面對中國強制外交的策略與應對建議

早年中共受到前蘇聯的影響，在區域與全球事務中亦展現出強制外交的特徵，如今仍然在考察和學習俄國在烏克蘭的作為，並且極有可能複製到台海與周邊地區。中國在南海、台海以及其他爭議地區，運用經濟施壓、軍事巡航、網路攻擊與外交斡旋，構築以「灰色地帶」為核心的綜合戰略，藉由建立既成事實逼迫各國退讓。

然而，與俄國主要依賴直接軍事行動和秘密外交不同，中國更重視通過經濟網絡、供應鏈控制及文化軟實力，逐步分化對手內部矛盾，或是創造友好的誘因，擱置既有衝突，創造有利的戰略環境。

在印太地區安全環境日益複雜的當下，台灣作為區域內關鍵性的戰略主體，必需針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崩解，以及即將來臨的「利雅德秩序」進行準備，生存將成為非常務實而非道德的課題。

中國極有可能進一步利用已被破壞的國際規則，利用經濟結交全球南方、以常態性更具規模性的軍力滋擾台灣、以及更大規模的網路攻擊，台灣應加快投資國防現代化進程，強化情報與預警能力，並積極深化與美國、日本及其他區域盟友的戰略協作，形成多層次安全防護網。

台灣還需運用國際法和多邊外交平台，爭取國際社會理解與支持，如果始終難以形成與中國對話的氛圍和條件，仍得不免盤點台灣有哪些戰略性資產可與美國談判。如果為了實現國家生存的基本課題，半導體和意識價值或許都能作為萬般無奈下生命政治的考量。

在物質層面，烏克蘭不情願地接受將部分稀土礦產交給美國，試圖換取北約或是其他的西方安全承諾，我國非自願性的配合美國合作半導體產業發展，也應當作為爭取安全條件的籌碼。意識形態與價值方面，或許在極端狀況下，也得考慮如何獲得類似馬斯克和萬斯對歐洲極右政黨的支持。即使是孔子也曾言，「臨難用詐，足以卻敵」。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