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寂中，驟然響起強勁有力的弦樂聲。這樂音好像要送走即將消逝的落日似的，跳躍、擴展，終於充塞著整個空間，以深沉厚重的力量衝擊開來。起初我聽不清是那一種樂器奏出來的，仔細一聽才聽出來原來是大提琴的獨奏。我作夢也沒想到大提琴的獨奏能造成這麼壯麗、低沉、蒼涼的氣氛。不覺腳步停下來，痴痴地傾聽著。我辯不出這是什麼曲子，但這曲子的節奏頗像某一種徐緩的舞曲，也像莊嚴的聖歌，好似從古老遙遠的世界傳出來似的，含有一股震顫心靈的禱告和懺悔意味。

 

――葉石濤，1980，〈卡薩爾斯之琴〉

熱愛古典音樂的樂友們皆熟知，畢生反抗西班牙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極權統治的大提琴家卡薩爾斯（Pablo Casals，1876〜1973），不僅重新發掘了被世人遺忘許久的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J. S, Bach : Six Suites for Violoncello Solo，BWV 1007-1012），同時也以故鄉「加泰隆尼亞」（Catalonia）民謠改編的招牌曲目〈白鳥之歌〉（El Cant dels Ocells）作為他一生對抗暴政、為人民爭取自由的精神象徵。

昔日卡薩爾斯的盛名所至、譽滿天下（他終其一生都是積極的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者），就連遠在東亞邊陲的日本殖民地台灣文學作家、對古典音樂欣賞頗具造詣的葉石濤（1925〜2008），也都特別為此創作了一篇名曰〈卡薩爾斯之琴〉的短篇小說。

然而與原始人物大相逕庭的是，葉石濤在小說中並非描摹卡薩爾斯本人作為加泰隆尼亞民族英雄、反法西斯及人道主義象徵的正面（光明）形象，而是虛構了一位充滿著荒謬感、空有滿腹理想卻無力改變現實困境的府城（台南）大提琴家龔誠絃為故事主角。

在葉石濤筆下，龔誠絃是生活的挫敗者，年輕時曾拋妻別子遠赴日本學音樂的他，一度懷抱夢想自詡成為另一個「中國的卡薩爾斯」那樣勇於追求理想和自由的偉大音樂家，回到家鄉後卻長期處在不能養活妻女的困頓當中，整天只將自己禁錮在孤獨的故居高牆內，強烈的諷刺意味十足。後來由於一樁意外的悲劇事故，最終令他不得不拋棄夢想、與現實妥協。

猶記得三十年前、高中時期開始接觸古典音樂並為之深深著迷的我，某天在重慶南路書店街偶然發現了葉石濤這本《卡薩爾斯之琴》，當時純粹只因喜愛卡薩爾斯這位大提琴家而買書，回去讀過之後卻一直不能理解，作者為何非得要以這種荒謬怪誕的嘲諷方式來講述龔誠絃這樣一個悲劇人物。直到多年後、隨著年歲漸長，我陸續獲悉葉石濤早年遭逢白色恐怖冤獄、其後大半輩子又在坎坷顛沛中持續寫作的慘淡經歷，於是也慢慢懂得了這些溢于言外的箇中滋味。

音樂、美術都和文學有關，藝術方面都是靈犀一點通

閱讀葉石濤的諸多文學作品，不乏具有相當程度的自傳性質與生活色彩，尤其是他從少年時代即養成對古典音樂的嗜好，乃至於日後在其小說中（比如〈卡薩爾斯之琴〉、〈鸚鵡與豎琴〉、〈甕中之鱉〉等篇章）不時可見以古典樂曲來形容主角性格，或是鋪排情境氛圍的故事橋段。

「音樂的音感表現就像小說的表現一樣」，晚年葉石濤接受專訪時曾表示：「小說描寫一個人物時，有很多感官的描寫。所以音樂、美術都和文學有關，藝術方面的都是靈犀一點通；小說裡面的音樂性和結構有關，和文字的優美不優美也有關係；一個作家不懂音樂，算甚麼作家。不過，作家第一重要的條件不是音樂，是哲學；要當一個偉大的小說家，哲學的書要讀很多....其他，音樂、美術、文化等各方面也要知道，作家的修養是多方面的。」

葉石濤認為，有的作家的小說比較有音樂性，譬如十九世紀法國「意識流」作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長篇鉅作《追憶似水年華》，敘事情境毋寧是把時間和空間截住，藉此呈現時間之流和空間的變化。除此之外，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也很有音樂性，葉石濤形容，「他筆下就有一種貝多芬的雄壯音樂，像流水一樣貫徹在他的小說裡面」。其他還有如羅布．格利葉（Alain Robbe-Grillet）富有實驗性的法國新小說（Nouveau roman，又稱「反傳統小說」），則是在那荒謬的情節當中具有一種微妙、奇特的音樂性，就像德布西（Claude Debussy）、佛瑞（Gabriel Fauré）的音樂一樣。

據悉，葉石濤出生於日治時期府城打銀街（今台南市忠義路與民權路口）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自幼家境生活優渥的他，1934年（12歲）考入州立台南二中（今台南一中）後，開始將全付心神投注於閱讀文學與哲學著作，課餘時間則熱衷加入「博物研究會」從事人類考古學的課外採集活動。當時在一位愛好文學與古典音樂的日籍老師引導下，自己也購入了一部所費不貲的78轉手搖留聲機（Gramophone），並且經常買唱片來聽，包括像是蕭邦的24首前奏曲、貝多芬的交響曲集，還有法國浪漫派的白遼士（Hector Berlioz）、印象派的拉威爾（Maurice Ravel）和德布西（Claude Debussy）等，甚至就連當時（1936年）首度以管絃樂《台灣舞曲》獲得奧林匹克國際音樂比賽特別獎的台籍作曲家江文也的音樂（包括《三舞曲》、《生蕃歌曲集》、《孔廟大成樂章》等唱片錄音）也都陸續聽過。其中特別提到德布西的音樂，往往令他想起日本的「おかぐら」（「御神樂」，意指為了酬謝神明、祈求平安的傳統歌舞儀式），彷彿兩者一脈相通。

及至十九歲時（1943），葉石濤從學校畢業、應聘為《文藝臺灣》助理編輯，翌年（1944）辭職赴任「公學校」（相當於現在的小學）助教（代課教員）期間，校長指派了一位日籍女老師教導他彈奏鋼琴，從拜爾教本開始學起，大約練了一年左右，一直學到會彈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

寫作是一種天譴，無可逃避的苦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透過廣播宣讀《終戰詔書》、正式宣告大日本帝國戰敗退出台灣。同年12月25日，在台灣的40萬名日本人開始陸續被遣返，其中有不少為了籌措旅費而在街頭隨地擺攤變賣家當。當時葉石濤便從將被遣返的日本人手中，便宜購得了許多成套的古典音樂唱片集。

在他的回憶中，根據《我的勞動是寫作：葉石濤傳》書中所述：那一夜當他將買到的唱片一張張放在唱機上聆聽，直到累得無力搖動唱機為止，那似乎是他生平第一個「平安夜」，而台灣光復的美好意義，彷彿也在那悠揚動人的古典音樂中第一次被具體化了。至於那些在路邊擺攤變賣家產的日本人中，不乏葉石濤的老師與舊識，每當看見這些日本熟人蹲在路邊招呼客人，他往往不忍心打招呼遠遠便躲開了，以免尷尬。

1951年9月，葉石濤涉及白色恐怖「黃添才等案」遭到牽連，只因當時葉石濤為了勤學漢文，而與嫻熟漢文的黃交往，並向其購買《文萃》、《群眾》、《貧乏物語》、《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等左翼書刊，結果被判以「閱讀左傾書籍」、「知匪不報」等罪嫌繫獄三年（1951〜1954）。入獄坐牢的恐懼，不僅讓他的人生跌到谷底，同時也在他內心造成了無法抹滅的傷痕，除了要忍受週遭歧視的眼光外，還因此封筆了十二年、不敢再創作。

直至1965年復出文壇，此後餘生四十多年，葉石濤仍孜孜矻矻、筆耕不輟，留下了近百本的等身著作，卻也令他不禁悲嘆自嘲：「寫作是上天降下的懲罰，是一種天譴，無可逃避的苦役」。為了擺脫天譴不停的折磨，就必須如負軛的牛不斷寫作，在寫作的勞苦中「忘掉天譴無所不在的可怕力量」，方能得以暫獲解脫。

映照葉石濤一生命途多舛的人生際遇，歷經不同殖民政權的洗禮，在語言的轉換和政治迫害下，困頓的環境並沒有讓他向現實屈服，即便在顛沛中也仍恪守規律勤勞寫作、堅持到生命最後。像這樣以文學為終身志業的執著與意志，正如一位典型的愛樂者，願意在一件事情上投入長期專注，且能持之以恆地持續付諸熱情、鍛鍊自我，如此才能在樂曲中的最細微處，感受到某種超乎理性和規律之外、最強烈的精神解放，赤裸裸地直視靈魂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