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風險社會？

德國學者貝克（Ulrich Beck）在1986年提出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概念，認為現今人類已處在一個後工業的社會，過往工業革命以來的文明體制認為科技可以預測且控制社會與環境的「目的理性」觀點，時至今日，隨著人類科技進步而衍生的各種全球性風險，如氣候變遷、環境汙染、金融危機、恐怖主義、核武競爭等，這些不確定性的風險無疑已脫離人們的掌控。當然，工業革命以來人們引以為傲的現代性（modernity）標誌：理性、進步、科技，到了後工業時代，已悄然轉變為「反身性的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zation）。亦即，人們必須反思我們在風險社會中的各種行動，正視現代化以來的種種副作用與不確定性。

風險不只是天災，更是人禍。在當今社會高度分化（不是以國族、地區為分界，而是各種組織、系統各自發展且相互影響）的現在，科學發展已經成為全球強勢政經體系的附屬品，政治強人與技術官僚操弄論述，公共議題成為利益團體間相互對抗的工具，政經強權一次次地將危險置於弱勢國家（如在第三世界國家發展高汙染產業），又將各種風險事件用於政經市場的談判與權力爭奪，以致全球社會陷入猜忌、分裂甚至對抗，根本上侵蝕了世界長久以來建立的生存體系，實實在在地成為「世界風險社會」。而2025年再度當選美國總統的「川普2.0」，又是如何從政治、經濟兩個層面，加深了世界風險社會的可能？

以美國為優先的全球政經風險

對民主國家而言，經濟發展一直是執政者政治決策的重要基礎。2025年川普上任後，其施政理念仍圍繞著「以美國優先」為核心思想，並採取一貫的政治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做為其政治基礎。貝克就指出，世界風險社會的結構中，存在三個全球性的危險類型：

（一）富足條件的生態破壞及工業科技的危險

川普在2025年1月20日的就職演說中，提出以「常識革命」（Common Sense Revolution）為核心的政策方針，宣布美國將大力開採石油及天然氣，並結束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也就是說，川普政府將以經濟發展為優先考量，過往美國為解決全球暖化危機與貧富差距所訂定的政策法案，無疑已被川普視為阻礙美國重返製造大國的絆腳石。因此川普在就任總統的第一天，便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以確保身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國的美國得以全力發展經濟。但就如曾參與制定《巴黎協定》的代表沃特金森（Paul Watkinson）所言：美國再度退出協定，帶來的效應就像是「如果其中的關鍵人物再次離開房間，為什麼其他人還要繼續收拾殘局？」（劉怡廷，2025）。

即便川普認為，退出該協定是為了「不讓美國工業發展受到阻撓，卻得眼睜睜的看著中國肆意汙染而不受懲罰」，但一此作為卻反而可能讓支持大力推動石化產業的國家更肆無忌憚，甚至引發各國檢討自身對解決氣候問題的付出成本之疑慮，這將導致全球極端氣候的危機更難控制，極端災害也可能一再發生，成為「常態之意外」。這種高發展國家以經濟利益為優先，導致環境風險無法受控，甚至被掩蓋、合理化的政治決策，其產生之風險絕不僅止於美國本土，而是須由全球共同分擔。川普同樣基於經濟考量而退出世界衛生組織的決定，對於全球公共衛生與流行疾病預防的衝擊也難以評估，美國更可能失去全球衛生領域的領導地位，間接削弱其作為世界超級大國的影響力。

（二）貧窮條件的生態破壞及工業科技的危險

在「美國優先」的理念之下，由富豪馬斯克率領的美國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DOGE），以「徹底清查美國援外計畫與預算濫用」為由，刪減了由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對外援助計畫總額的83%。期間，馬斯克甚至強烈批評USAID為「犯罪組織」。這導致全球原獲USAID資助的許多計畫因此停擺，如協助非洲愛滋病患者的治療計畫、印度農業與公共衛生計畫、烏克蘭戰後重建計畫，及飢荒地區糧食援助與預警系統，還有位於世界各國主責人權維護、醫療急救、公共衛生、難民救助等非政府組織的工作都被暫時擱置或被迫解散。

然而，在未有具體標準與理由下，USAID的資金刪減不只削弱了美國在全球的軟實力，同時也使美國許多頂尖大學的科學研發經費被迫中止，這或許給了非民主國家擴展世界影響力的機會。同時間，川普仍再強化有利於美國軍事與經濟發展的投資與相關政策，以確保戰略自主的目標，提升美國本土硬實力。由此可見，對川普2.0來說，每件事都有一個明確的「價格」，其站在務實主義的角度進行各項施政決策。而在權力強勢主導社會體制與文明推進的現狀下，風險社會中的整體安全契約在以科技發展為名的理由下被強權打破，其破壞了社會／自然系統的安全，導致人類產生一種「自作自受的不安全性」，而這個問題卻成為全球必須共同面對的危機。

（三）毀滅性武器與恐怖主義

川普一反過去美國政府的國際外交策略，批評某些盟友根本是附著於美國經濟體系的吸血蟲，這種以美國利益為優先考量的外交手段，引起許多民主國家的「疑美論」浪潮。而先前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白宮與川普、副總統范斯大吵一架後，許多歐亞國家的「擁核論」更再次甚囂塵上。法國總統馬克宏開始討論以核武威攝俄羅斯的可能性，丹麥、波蘭乃至於日韓，都有「核武裝論」的相關討論。

因川普的不可預測性，法國總統馬克宏率先開始討論以核武威攝俄羅斯的可能。（美聯社）

當川普在俄烏戰爭的立場上，開始對俄羅斯示好後，以美國為領頭羊，對抗非民主國家的防禦體系也已開始鬆動，這便不難理解為何歐盟、東亞等區域國家開始出現擁核的主張。近期川普更表示願與中俄討論無核化的可能性，然而強權國家背後的真實意圖，以及中、俄等國是否願意參與討論，都未可得知。

更甚之，川普宣布要特赦1500名因美國國會山莊暴動而遭起訴者，這可能導致支持白人至上的極右派組織得以壯大，並發展為犯罪活動與恐怖主義行為，其國家內部極端主義的擴張，對美國本土而言也是一重大風險。在「內憂外患」之下，這些不確定性都加劇了處於當代國家的我們，對於社會的不安全感與不可認識性，科技發展與日常生活的關係，產生了一種日常風險的意義（周桂田，2014）。

結論：東亞國家與臺灣的全球性風險

身為全球科技重要供應鏈的臺灣，雖遠在東亞，但仍深受川普的施政影響。在風險社會的概念下，權力就是知識的典範，科技、文化等都需臣服於政治經濟系統之下。2025年3月初，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在白宮宣布要擴大對美投資達一千億美元後，在台「疑美論」或「疑川論」也於新聞媒體與社群平台發酵。身處東亞的日、韓與臺灣，雖在全球經濟、軍事意涵上皆有其重要性，但面對川普激進的本位主義，其社會發展仍不斷受到霸權國家的支配與影響，也產生了屬於東亞社會的風險，比如：在生活方面，過勞文化、薪資停滯、孤獨與社會隔離等；在環境方面，工業廢氣汙染、食安問題、核能爭議等，都亟待解決。

而美國之所以強大，不只是其軍事及經濟能力的優先地位，更包含了許多層面都居於領導地位的軟實力。川普採取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政治決策，對製造業回流與美國經濟可能有短期效果，但長期來看，美國是否仍能保留自身在科學研發、經濟發展、健康醫療、軍事能力等方面來領導世界的實力，仍有待觀察。

總言之，當今科學與生產知識遍布全球，卻隨世界政經霸權擴張、社會監督／反省能力之有限性，而同時出發展程度不一的風險，多元而交疊的反覆將風險擴散到全球，無論是社會或生態的威脅，其本身成為一波波世界各地動態的、累積的、反覆循環的全球化發展過程，而進步與開發主義意識形態的引擎正是推動這些全球化風險的驅動力（周桂田，2014）。在政治強人的話語下，我們已不能從這些全球性的風險中獨善其身。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