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主義是美國立國之初精神，威爾遜也無法改變

美國外交政策轉變一直在孤立主義與主動承擔大國責任間來回擺盪，其發展歷程中交雜著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美國外交政策自立國以來即帶有濃厚的孤立主義，尤其在建國初期受到華盛頓《告別演說》影響，奉行不干涉歐洲事務的原則，在19世紀更是確立僅干預美洲事務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但核心始終是維護自身利益。隨著美國國力增強，在老羅斯福的「巨棒外交」及冷戰時期的全球軍事與經濟介入中得以充分展現。學術界常以現實主義(Realism)解釋美國在國際體系中追求霸權的動因，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迫使大國採取積極干預與選擇性合作的策略以確保自身安全與利益。

即便被世人視作理想主義代名詞的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也時常務實地用現實主義的角度處理外國事務。雖然威爾遜打破美國過往所尊崇的孤立主義，派兵參加一戰並發表有名的十四點和平聲明，提倡組建國際聯盟，並鼓舞了各個殖民地民眾「獨立自治」，透過各種行動宣傳民主自治的理想。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塞夫爾條約》的構想中，威爾遜領導的美國國務院為亞美尼亞第一共和國規劃出理想領土。1920年5月，威爾遜向美國國會請求授權支持，但在6月被美國參議院否決。再加上後來土耳其興起強烈的民族主義運動，不久後爆發了土耳其—亞美尼亞戰爭。在美國國內政治態度的轉變、土耳其民族主義的崛起、美國傳教團在中東的傳教影響及隨後一系列國際條約的簽訂種種考量下，威爾遜所宣稱的不惜一切代價動用武力沒有發生，最終選擇放棄出兵支持亞美尼亞。雖然美國在一戰中短暫參與，但戰後迅速回歸孤立，在美國民意與參議院的決定下，美國再度回歸孤立主義並拒絕簽署《凡爾賽條約》，拒絕加入國際聯盟，並推動保護主義政策，如《斯穆特-霍利關稅法》。

從孤立到國際主義：經濟大蕭條與二戰的影響

爾後的1929年經濟大蕭條席捲全球，使美國面臨嚴峻的經濟挑戰。經濟危機暴露出單靠孤立主義難以擺脫困境的現實問題，迫使國內政策開始注重經濟復甦與國際合作。小羅斯福上任後推行的新政不僅重振了國內經濟，也逐步改變了美國民眾對外部世界的看法。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國際局勢急劇變化，美國逐漸認識到維護全球穩定與自身安全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繫，從而不得不從長期孤立中走出，開始積極介入國際事務。在二戰期間，美國迅速實現產業轉型，成為全球最大的武器和物資供應國，這一過程展示了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動員能力。戰後，繼任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利用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各國重建，不僅促進了國際經濟復甦，也加強了與盟國的戰略聯繫。美國在推動建立以自由貿易和市場規範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體系中，積極引入重商主義思維，通過制定有利於自身利益的貿易規則和貨幣制度，為其全球霸權提供了堅實的經濟支撐。

同時，美國借助多邊機構，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力量，塑造了一個以自身規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在這個秩序中，美國既利用軍事力量保證國家安全，也運用經濟工具擴大市場與影響力，從而實現了現實主義與重商主義。

美國的外交政策在不同時期雖有風格上的變化，但其核心戰略始終圍繞維持美國的全球霸權。（美聯社）

川普時期重回孤立主義？拜登政府多邊主義框架下的選擇性干預

川普政府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經常被外界解讀為孤立主義（Isolationism）的回歸，特別是在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協議（JCPOA）等國際協議後，這種說法更為普遍。然而，若從實際政策來看，川普並未真正遠離全球事務，而是採取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與選擇性干預（Selective Engagement）的戰略，透過經濟戰爭、軍事施壓與外交談判來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

在經濟領域，川普政府發動中國貿易戰，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稅，並對華為、海康威視等科技企業實施技術封鎖，試圖重塑全球供應鏈，以削弱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如果川普政府真的奉行孤立主義，他應該選擇降低國際摩擦，而非積極塑造全球經貿格局。此外，川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並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顯示其並未放棄全球經濟布局，而是改變規則，使其更符合美國利益。

在軍事與安全方面，川普政府一方面宣布從阿富汗與敘利亞部分撤軍，試圖結束「無休止戰爭」，但另一方面卻加強對伊朗的制裁政策，甚至下令擊殺伊朗高級將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這顯示美國並未真正撤出中東，而是透過軍事威懾與經濟制裁取代大規模軍事介入。此外，川普雖然批評北約（NATO）盟國未承擔足夠的國防費用，但並未退出北約，反而透過施壓迫使盟友提高軍費分擔比例，而非放棄美國對歐洲安全的影響力。

在亞太戰略方面，川普政府強化「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在第一任期也加強對台軍售並提升美台軍事合作，第二任期剛開始時便立即召開與日本、印度、澳洲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試圖遏制中國在亞太的影響力。若美國真正採取孤立主義，應該減少對亞太地區的承諾，然而，川普政府的行動顯示美國不僅沒有退出亞洲，反而加強戰略競爭，進一步鞏固其在該地區的軍事與經濟影響力。過去在拜登政府上台時，在外交語言上強調「重返國際秩序」，並透過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恢復對WHO的支持以及重啟《伊朗核協議》談判，來展現美國對多邊主義的承諾。然而，從對中國政策與印太戰略來看，拜登政府在實質上延續甚至強化了川普時期的現實主義操作模式。例如，在科技戰方面，拜登政府擴大對中國的封鎖，推動半導體供應鏈重組，並加強與歐洲、日本、韓國的技術聯盟，以限制中國在人工智慧、5G、晶片等領域的發展。軍事上，拜登政府強化美日、美韓、美澳聯盟，推動AUKUS聯盟，並持續對台軍售與軍事交流，顯示美國在戰略上並未放鬆對中國的圍堵。川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並未真正回歸孤立主義，而是透過單邊主義與選擇性干預來重塑國際格局，而拜登政府則在多邊主義的框架下，延續了美國的全球競爭戰略，並進一步深化對華戰略圍堵。兩者在戰術上有所不同，但在戰略核心上，皆以維持美國霸權為首要目標。

結論：美國霸權戰略與未來展望

美國的外交政策在不同時期雖有風格上的變化，但其核心戰略始終圍繞維持美國的全球霸權。川普政府透過單邊主義與強勢經濟戰爭，試圖改變國際規則，使其更符合美國利益；而拜登政府則在多邊合作的框架下，強化美國的制度性影響力，並深化與盟友的戰略聯盟，以圍堵中國的崛起。

美中競爭將是未來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議題，而其對抗模式將涵蓋經濟、科技、軍事、外交等多個層面。美國不會回歸傳統的孤立主義，而是將持續透過供應鏈重組、科技封鎖、軍事聯盟與國際規則制定來確保美國的戰略優勢。

未來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執政，美國的霸權戰略都將延續，只是手段與策略有所不同。面對中國的挑戰，美國將在經濟戰、科技競爭、軍事部署與價值觀外交等方面進一步加強其影響力，而這場大國競爭將持續影響全球政治與經濟格局，成為21世紀國際關係的關鍵主軸。這種政策連續性既反映出現實主義的根本邏輯，也暗示著國際秩序中的不確定性將隨之增加，將對全球治理體系帶來長久的深遠影響。

※作者為國會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