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就算是打死我，我也不會講。現在，終於可以說了；但，卻說不出來！一種去不掉的悲哀，跟著我。一輩子，也擺脫不掉、擺脫不了的悲哀。」

 

――蕭慶瑜作曲、葉綠娜撰寫朗讀歌詞《未竟之夢》

2025年3月18日傍晚，在台北國家音樂廳的舞台上，由鋼琴家魏樂富與葉綠娜共同策畫《福爾摩沙的故事》音樂會中，別出心裁地演繹了一齣劇情講述當年師大音樂系教授許常惠（1929〜2001）親身經歷「四六事件」的音樂朗讀劇《未竟之夢》。

根據樂曲中的朗讀敘述，1949年清明節那天，彼時年方二十、即將從「台中一中」畢業，準備北上報考「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的許常惠，並沒有回去老家（彰化和美）掃墓，而是選擇留在師大校內參加4月5日舉辦的「麥浪歌詠隊」音樂晚會。當天晚上，這些學生們一起圍著營火，牽手唱歌、跳舞，一首接著一首。凌晨過後，大家回到宿舍。突然，許常惠聽見窗外有股不安的騷動，那是一群穿著雨衣的軍人和警察，正在外面不斷來回走動的急行步伐聲。

這時，所有留宿校內的人都從睡夢中驚醒，有人開始往樓上爬，有人喊：「快搬桌子、凳子，把樓梯口封住！趕快！」「外面有鐵絲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結果很多人衝進來，大家開始瘋狂亂跑。突然間槍聲響起，四周一片嘶吼哀嚎聲：「我們要自由！」、「我們要上課！」、「讓我們出去！」許常惠在現場看見同學們接連遭到那些持槍的軍警不斷地毆打、抓捕，並把人一個個丟上軍用卡車。許常惠原本也在車上，此時一個熟識許常惠的外省舍監匆忙趕到，對他大喊：「你趕快下來，你跟著這車子走就完了」！於是趕緊把他從卡車上用力拉下來。

據稱，許常惠當時摔倒躺在地上，眼睜睜看著卡車載走同學，只留下揚起的灰塵。從此，他再也沒見到這些同學，後來聽說他們有人被審問、被刑求，有人入獄、有人失蹤，有人甚至被槍殺。那年，他們才二十歲。原本應該還有好長的人生路，以及許多關於青春與自由的未竟之夢。

這則故事最初由師大教授許瑞坤口述，鋼琴家葉綠娜採用許常惠第一人稱的敘事觀點撰寫朗讀歌詞，並邀請作曲家蕭慶瑜譜寫成《未竟之夢》音樂朗讀劇，於2022年師大100週年校慶之際，在師大古蹟禮堂舉行首演。此曲亦曾於2023年德國巡迴時，以德語朗誦歌詞。

從「台中的二二八」到師大「四六事件」：許常惠的傷痕記憶

話說1949年8月，許常惠順利考入「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就讀。由於是在師大「四六事件」發生不久後入學，彼時校園內的緊張氣氛猶存。根據許常惠傳記《那一顆星在東方》所描述：在經歷一次半夜時分武裝憲警突襲宿舍，摸黑帶走數個被點名的同學後，許常惠搬離了宿舍，寄住到離校不遠的新生南路口「大華莊」，一直到快升大四、局勢稍穩時，才再搬回師院宿舍。

然而對許常惠來說，親身見證「國家暴力」的傷痕記憶和陰影，其實早在兩年前（1947）的「二二八事件」就已經開始積壓、烙印在心中了。

按歷史記載，1947年2月27日傍晚七點半左右，台北大稻埕「天馬茶房」附近爆發查緝私菸衝突，造成民眾一死一傷，不僅激起了台灣人民久積的憤怒，同時也透過廣播向全台各地發出國民黨政府貪污舞弊、呼籲民眾起身反抗的消息，隨即迅速發展為全島規模的反抗運動。

事件爆發後，在3月1日這天，台中縣市、彰化市參議會及各界人士於「大屯郡役所」舉行會議，決議支持台北市民的要求與行動。到了隔天（3月2日）上午，當地民眾與一群青年學生聚集在「台中戲院」召開市民大會，推舉時任「建國工藝學校」（今已廢校）校長、台灣社會主義革命先驅謝雪紅（1901〜1970）為主席。當天謝雪紅在台上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會後並號召群眾上街遊行。隨之（3月6日）還與楊克煌、鍾逸人、黃金島等人糾集台灣中部地方青年及學生共四百餘名組成武裝民軍-是為「二七部隊」，欲與國民政府軍對抗。

彼時就讀「台中一中」的許常惠，也在因緣際會之下參與了這場遊行活動。音樂學者趙琴在《那一顆星在東方》書中引述當事人的訪談回憶：「許常惠隨著同學抵達了大本營台中戲院，聆聽了謝雪紅的演講，在她指揮下，學生們也武裝起來，佔領交通要點，群眾結隊遊行，見到外省人就打，社會陷入一片緊張、混亂，省籍衝突日漸擴大。當時，廣東籍的國文老師兼舍監麥老師，被追打而慌張地跑進學校，並高喊著：『我快被打死了！』許常惠於是將麥老師夫婦帶進宿舍，讓他藏身在隱密處，自己才又興沖沖地在學校槍庫內拿了槍，到台中戲院報到並參加巡街行列。當晚他還參加了攻打北屯彈藥庫的救援行動，只是這所有一切，都是迷糊地隨著學生組織的大夥兒一起行動。」

無獨有偶，當年和許常惠同為「台中一中」學生、以及早昔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呂曉村，爾後也在《透光的暗暝：台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一書記述了這段歷史往事：「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正就讀台中一中高二，事件發生後，台中一中自金樹榮校長以下所有外省教職員均集中於學寮（即學生宿舍），由高中生輪流保護，我還記得同學林曲園、許常惠、館東波、王紹宗及學弟許世楷均參與保護台中一中教師及校長宿舍，我被分派至校長宿舍做警備工作，避免暴力團體來破壞，因當時市區是無政府狀態，市場都休市無糧食可買，父親擔心躲在學寮的教職員斷糧，親自去找台中市農會常務理事林湯盤（曾任省合作金庫台中支庫經理、國大代表、私立樹德家政專科學校創辦人），載回白米四百公斤給予外省籍教職員作為糧食。」

及至3月8日，國軍第二十一師從基隆登陸，局勢急轉直下。為避免戰事波及無辜台中市民，謝雪紅毅然決定於3月12日撤離台中，結束了這場短暫的事變。閱覽《那一顆星在東方》書中描繪的記憶場景：當時許常惠穿著空軍航空服、帶著槍，全副武裝搭乘火車要回和美老家，在火車上尚且威風地不知事件的嚴重性，一到家卻立刻遭到父親許五頂嚴厲的一巴掌。不久，由於憲警開始到處抓人，許常惠的父親後來費了許多心力與人情的請託，才弄到一百張保證書，散盡錢財，擺平了許常惠因年少無知所惹出的麻煩。

酒後見真情：他是很會隱藏「真我」的那一類人

意外的是，儘管許常惠早在「台中一中」求學時接連經歷了「二二八」、「四六事件」，不僅目睹來自「祖國」（中國大陸）政府官吏壓迫、歧視台灣人的種種暴行，亦曾親身見證過台灣人激烈地反抗「祖國」，但是這都不影響他往後一生對於「祖國」文化的殷切嚮往和孺慕之情。

按邱坤良撰著《昨自海上來：許常惠的生命之歌》記載，在巴黎留學期間（1954〜1959），許常惠因為迷戀中國30年代著名作家郭沫若（1892〜1978）的詩作，便把他的新詩〈黃海中的哀歌〉譜成歌曲〈我是一滴清泉〉，並將樂譜連同信件寄給了北京的郭沫若。不久之後許常惠就收到郭沫若用毛筆寫的回函，信中對這位熱情的台灣青年讚譽有加，且極力邀請許常惠回「祖國」看看。

為此深受鼓舞的許常惠，曾經將此事透過私人信件告知當時同在法國求學的日籍女友-詩人高良留美子（1959年許常惠特別把高良留美子的日文詩作〈昨自海上來〉（昨日海から）翻譯譜寫成一首女高音獨唱曲），並懇請對方能夠保守秘密。

大致來說，相較於當時法國的華人生活圈，許常惠和日本留學生交往卻是最為密切。尤其他在《巴黎樂誌》經常提到一些日本朋友，包括像是作曲家三善晃（1933〜2013）與宍戶睦郎（1929〜2007）、鋼琴家田中希代子（1932〜1996）、小提琴家田中伸道（1939〜2009）、文學作家綣川讓（1925〜2014）、畫家野見山曉治（1920〜2023）、詩人高良留美子（1932〜2021）等。平日只要一有空，他們就會相約在咖啡廳、酒館或私人住處，彼此暢談音樂文化藝術等話題。

比方每次許常惠拜訪宍戶睦郎時，宍戶睦郎總會播放巴爾托克的音樂與許常惠一起欣賞，兩人經常聊到半夜或天明才回家，後來宍戶睦郎還引介了岳禮維（André Jolivier，1905〜1974）成為許常惠的作曲老師。出生於基隆的蜷川讓，則是在日本成立「羅曼羅蘭學會」（日本ロマン・ロラン協会╱1951年）、並發行刊物《羅曼羅蘭研究》（ロマン・ロラン研究）雜誌，許常惠特地用日文投稿了六篇談羅曼羅蘭與音樂的專題文章。畫家野見山曉治還曾經把自己的護照借給許常惠，讓他可以在歐洲帶著旅行團到處遊走，就連最初自費出版的《巴黎樂誌》封面（「文星書店」版本）也都是野見山曉治幫忙繪製。

據知，許常惠之所以跟這些日本友人建立如此「親密感」（Intimacy）的互動關係，除了基於音樂和語言上的共同偏好（習慣）之外，另還有一個隱晦的重要原因，即是在日語交際圈內比較不用擔心彼此談論「敏感話題」有可能會被身邊的海外華人洩漏告密，也唯有在這幾位日本朋友面前，才能夠讓他真正「暢所欲言」做自己。

參照許常惠當年撰寫日記與隨筆散文的《巴黎樂誌》，亦可隱約讀到某些溢於言表的「弦外之音」，比如他曾多次提到蘇俄當代作曲家「蕭斯塔哥維基」（Dmitri Shostakovich，1906〜1975，今譯「蕭士塔高維契」）：

「蕭斯塔哥維基《第十交響曲》的恐怖力量，特別是第一樂章，使我恐怖到發抖、蒼白、哭泣，使我內心發生鬥爭、矛盾、衝突，而終於使我陷入嚴重的思考的深淵。.....如果柴可夫斯基的傷感反映著帝俄晚年腐敗與極權政治下的悲哀，蕭斯塔哥維基便反映著蘇俄唯物主義社會下的另一種不自由、矛盾、恐怖的心情。那是這現實世界的聲音，而不是另一世界的幻想。」「聽完蕭斯塔哥維基的大交響曲《1905》後，我對他的音樂感到空虛，我對現代蘇俄音樂感到憂慮與恐懼。蕭斯塔哥維基有沒有自由？這問題就是蘇俄音樂有沒有自由，共產主義音樂有沒有自由的問題。然而，今晚我所得到的答覆是悲哀的否定。」

此處在表面上雖然看似控訴蘇俄共產主義社會的「不自由」與「恐懼」的心情，骨子裡卻也不禁令人聯想起彼時國民黨政權在戒嚴統治下，無孔不入地監控、箝制台灣人民言論自由的「白色恐怖」，同樣亦是不遑多讓。

針對許常惠的人格特質，早年與之亦師亦友、筆風犀利幽默的作曲家暨音樂評論者戴洪軒（1942〜1994）毋寧有著相當敏銳的觀察，兩人恰巧也都是樂界公認的「才子」與「酒仙」。最初他曾在《功學月刊》發表過一篇訪談許常惠的專文，如今讀來格外耐人尋味：

「許常惠在台灣的作曲者群中，是比較『嚇人』的一個；他比戴洪軒這樣的『小毛頭』們有名一萬倍，這是一個事實。.....不過，他在這裡的出名只是一個可悲的小把戲，因為，他的出名顯然並不是建立在嚴格的評論上。在我們的音樂圈子裡，一點點真實的評論都沒有（能夠寫好評論的人都是聰明人，他們不做笨事）；不論許常惠的真實價值如何，在這裡，他的這種「沒有根（真實的評論）的出名」都是可悲的。他需要真的知音（出名）嗎？我不知道；他是很會隱藏『真我』的那一類人。」

緊接著，戴洪軒饒富深趣地寫道：

「他曾經在學校裡教過我，我認為他不是一個在學校裡當老師的材料；而和他做做朋友倒也蠻不錯的。做老師的人都得裝出一些無謂的尊嚴，因而，他也非得在課堂上裝作出一張假臉孔不可。可是，他那麼一裝就什麼也教不出來了。上他半年的課，倒還不如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和他一邊喝酒一邊聽音樂一邊聊天；只有在那種時地，他的『真我』才會流露出來。如果你想『掘』他心裡面的『東西』，除了聽他的音樂之外，這是唯一的途徑。」

綜觀許常惠這般「只有在喝酒時，他的『真我』才會流露出來」的性情中人，儼然就像詩仙李白那樣，一生嗜酒如命、大醉無數。而這「酣飲為常」的生活習癖，不僅僅是他在性格本質上作為一位浪漫詩人、名士風流的內在精神展現，同時也是他在政治實務上得以「藉酒談事」、「藉酒消愁裝糊塗」（酒醉憨態讓外人誤以為他很迷糊，藉此遠離政治漩渦）的重要手段，遂令他在過去的黨國戒嚴體制下，能夠採取靈活的社交手腕、交際應酬來與當權者合作，並且不斷透過創建各種音樂組織、撰寫文章引領行動風潮來介入社會，成為早昔那個年代最重要的「音樂政治」媒合者（Matchmaker）。

一言以蔽之：「藏最深的心事，喝最烈的酒」，幾乎就是他的人生寫照。從他以往的生涯軌跡來看，許常惠乃是一個被世俗所困之人。他心中多有鬱結，卻又出於自身「與人為善」的個性，遲遲不肯放下又做不到奮起反抗，其情感思想複雜矛盾而濃烈，嗜酒的程度儘管有時顯得荒誕，但在內心深處卻仍始終一直心繫政治及公共事務。歸結而論，觀諸台灣近現代音樂史和民族音樂學研究領域，他既是在學術成就上被其後人「過譽甚矣」的受益者，卻也是當年處在戒嚴威權時代深受「白色恐怖」陰霾長期壓抑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