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極右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在今年大選中躍居德國第二大黨時，其黨魁韋德爾也站上政治舞台的中央，因為她身為公開出櫃的女同性戀，卻領導著一個堅守傳統家庭價值，主張反同性戀、反移民的政黨創下新的里程碑。她的性傾向與AfD的主張雖然相互矛盾，卻也成為該黨的政治利器。

當德國大選結果於2月23日出爐後，極右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柏林總部座無虛席，隨即爆發出熱烈歡呼。雖然AfD以20.8%的得票率輸給德國保守派的「基督教民主黨/基督教社會黨聯盟」（CDU/CSU）28.5%得票率，但卻是該黨於2021年10.3%得票率的翻倍，讓這個因極端排外而被邊緣化的政黨，如今一舉躍居德國第二大黨。

AfD黨魁韋德爾（Alice Weidel）在大選當晚走上黨內演講台，支持者紛紛高喊，「艾莉絲為德國！（Alice für Deutschland！）」。事實上，這句口號是個文字遊戲，改編納粹領導人希特勒的衝鋒隊（Sturmabteilung，SA）當年所使用的口號「Alles für Deutschland」（一切為了德國）。此前，AfD的圖林根（Thuringia）支部領袖霍克（Bjorn Hocke）去年曾因使用納粹口號而被罰款，而韋德爾的名字「Alice Weidel」讓支持者可以用相似音鑽漏洞。然而，群眾的呼喊不只是對韋德爾熱情洋溢的歡呼，更是AfD日益公開激進化的明確跡象。

AfD主張反歐元、反移民、反同性戀，長期被指控極端、偏激、與新納粹勢力有關，然而，該黨黨魁韋德爾的經歷，並不完全符合極右翼分子的標準，甚至可以說是互相矛盾。她是一位高舉德國民族主義的大將，卻長居國外瑞士；她曾是投資銀行家，現在卻痛批社會菁英；她公開自己有位同性伴侶，還共同收養2名兒子，卻領導一個堅稱「家庭就是父親、母親和孩子」的傳統價值政黨。集矛盾於一身的韋德爾，為何會選擇加入與自身經歷相左的政黨，又是如何在這個傳統價值的政黨中一步步邁上領導人的位置，並帶領AfD躍居成為第二大黨。

韋德爾因不滿歐盟紓困計畫加入AfD

韋德爾出生於1979年，成長於德國西部北萊因-西發利亞邦（Nordrhein-Westfalen）。她自小就對政治展現強烈興趣，在校時因喜歡辯論常引發爭執。她後來主修商業與經濟學，進入美國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工作，不久感到無趣，就轉往中國，一邊擔任商業顧問，一邊攻讀有關中國養老金制度的博士學位。

2009年，歐洲地區國家發生債務金融危機，為了防止危機蔓延並穩定歐元區，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10年開始實施一系列紓困計畫，向受影響國家提供財政援助。然而，此舉引來許多人的不滿，韋德爾於2013年加入AfD，正是因為她反對德國政府參與歐盟的紓困行動，而當時只有AfD討論這個議題，她表示，「這些違法行為極具危險性，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她認為歐盟救助未能妥善管理財政的國家，損害了德國納稅人的權益。韋德爾曾在2017年的AfD新聞稿中指出，「歐元已經變成了永久的轉移聯盟，在這種聯盟中，德國納稅者成了受害者。」她更指出，該措施從中期來看，將造成數兆美元的損失。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德國退出歐元區，讓歐元區有序解體。

韋德爾坦言性傾向與政治生涯矛盾

韋德爾2016年7月擔任AfD聯邦執行委員時接受訪問，首度公開自己的家庭狀況，表示她與一位斯里蘭卡裔瑞士籍的女性締結民事伴侶關係，並共同育有2名兒子。但她仍堅持自己的政黨絕非不包容，「我個人過的是一種完全不同於『父親－母親－孩子』模式的生活，但我依然能夠坐在黨的聯邦執行委員會裡。」

雖然她與女性締結伴侶關係，但韋德爾2023年8月在德國公共廣播聯盟（ARD）上談及自身家庭時，她刻意強調，「我並不認同『酷兒』（Queer）這個稱呼，我只是和一位認識20年的女性結了婚」。「酷兒」通常是用來統稱非異性戀的各種性取向，除了同性戀或女同志外，也包括像跨性別這樣的性別認同。

然而，她的性傾向的確也為其政治生涯帶來挑戰。韋德爾向瑞士雜誌世界周刊（ Weltwoche）透露，因為自己的政治立場，失去了不少朋友，甚至讓家庭選擇搬家。她於2024年11月在瑞士蘇黎世一場政治座談會罕見地流露私人情感，當眾向妻子表白，「莎拉（Sarah），我愛妳」。隨後她談到從政給家庭生活帶來的挑戰，坦言夫妻倆已無法像從前一樣隨興外出，「想臨時去跳舞，對我來說已不可能了。」她感謝妻子的支持，表示「我非常感激她願意共同分擔這一切！」。

AfD主張反移民成為韋德爾宣稱挺同的手段

韋德爾其實很少公開談論自己的性傾向和LGBTQ+相關議題，更多是聚焦在移民、經濟等其他政策領域，避免引發黨內保守派的反彈，並擅長與黨內不同派系打交道，以鞏固自己在黨中的權力地位。

AfD自2015年起，從反歐元逐漸轉向反移民、反穆斯林路線，此後2年許多黨內高層和黨員紛紛出走，認為AfD「變得過於激進」。韋德爾原本也曾是黨內較溫和的經濟派代表​，但她當時仍選擇留下，因此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於2017年從一名新晉議員成為AfD在聯邦議院的黨團領袖，並在2022年成為AfD的聯合黨魁之一。

她於2017年接受《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訪問時，表示自己加入AfD，「不是『雖然』我是同性戀（homosexuality），而是『正因為』我是同性戀。」因為這是唯一會正面解決穆斯林移民敵視LGBT+人士的政黨。換言之，韋德爾將自身身份與AfD的反移民立場聯繫起來，認為打擊極端伊斯蘭勢力也是在捍衛同性戀者權益。

韋德爾性傾向反成AfD擋箭牌

政治分析人士指出，正是韋德爾這種非典型的背景，讓她成為AfD的一大資產。《德國明鏡周刊》（Der Spiegel）曾形容韋德爾是「完美的擋箭牌」（fig leaf），替這個經常被指責不具包容性的政黨，遮掩極端又激進的形象。「如果有人指控另類選擇黨（AfD）厭女、恐同或種族歧視，他們就可以說，『我們有韋德爾，所以AfD不可能是那樣的黨。』」

除此之外，韋德爾能在男性主導的極右翼政壇中站穩腳跟，成為該黨的代表性人物，某一部分也歸功於她刻意塑造的形象。她常穿深色西裝、白襯衫、配珍珠飾品，形象得體、談吐自信，並避免使用典型極右派的陳腔濫調，讓自己看起來相對溫和，也給人一種比黨內其他同僚更具專業感的印象。批評者則說她是冷酷的投機分子，是「披著羊皮的狼」。畢竟，她激發黨內士氣時，也從不避諱公開支持黨一些最激烈的主張。例如，她呼籲「大規模遣返」外國人，並主張對移民實施更嚴格的限制，她在2018年國會中曾表示，「穿罩袍的女人、戴頭巾的女孩、領政府補助的持刀男子和其他一無是處的人，無法保障我們的繁榮。」這套策略讓她既能獲得溫和派的支持，也未失去極端民族主義翼的信任​。

如今，韋德爾已成為AfD的「體面形象」（respectable face），讓這個極端政黨在她的領導下，成功向德國人展示出更乾淨、可接受的一面。而她自身身分與AfD立場的矛盾，雖然在她的政治生涯中帶來獨特挑戰，但也成為她政治魅力的核心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