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在4月2日，也是他心目中的「解放日」（Liberation Day）公佈14256號行政命令以來，看似成功的重現他心中的偶像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的關稅政策，以及美國在「鍍金時代」曾經創造的高速發展神話。1860年代的美國工業總產值尚不及英國的一半，但是到1913年，美國的人均總產值和工業總產值均位居世界第一，成為當時最大的經濟體。

許多評論與研究也分別從1890年與1930年代的美國關稅政策進行比較，尤其是川普主張的「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更是直接源自於麥金萊在眾議院籌款委員會提案的《麥金萊關稅法》（McKinley Tariff）。即使是1930年代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也大體承襲相同的思維。雖然時空背景以及美國在國際體系的地位不同，但是基本邏輯都是以經濟結合安全，進一步擴大美國的權力，而此時的川普更有著以往美國總統所沒有的國力與條件。

川普的政治畫像與麥金萊高度相似

19世紀末期的美國政治，包含麥金萊主政時期，身邊不乏企業家的身影，當時的政治圖像幾乎完美重現在川普身上。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因為麥金萊關稅法而受益，鞏固了標準石油在美國國內市場的壟斷地位，洛克菲勒及其盟友則是通過共和黨捐款支持作為回報。鋼鐵大王卡內基同樣也是重要的受益者，該法案對進口鋼鐵徵收高達70%的關稅，實質幫助卡內基快速擴展商業版圖。

其他如1898年承銷美西戰爭國債的J.P.摩根同樣也是關係密切，麥金萊甚至以堅持金本位政策作為回報，哈夫邁耶（Henry O. Havemeyer）的糖業壟斷通過《麥金萊關稅法》的「互惠條款」獲利，該條款允許總統對特定國家豁免糖稅，以換取其對美國商品的優惠。幾乎當時所有的托辣斯巨頭都與麥金萊為伍，甚至幾乎實質干預政治，企業家出身的川普更是不避諱的與馬斯克等人同台。馬斯克公開反對關稅政策之後，川普隔日便提出暫緩，其中的關係與巧合更是不言而喻。

今日的美國有著過往總統沒有的優勢

回顧1890年的國際政治背景，當時的美國無疑是大西洋另一岸的崛起大國，在南北戰爭後已能逐步控制廣闊的領土與自然資源，來自歐陸的移民也絡繹不絕。但是相比於早期工業化的英國，以及較早完成工業革命的法國，美國的產業發展與科技尚未實現「超英趕法」，當時作為全球霸權的英國仍然能維持「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ia），1870年擊敗法國而完成統一的德意志，仍然後在英國之後苦苦追趕。

今日的美國則是獲得麥金萊和老羅斯福當年所欲實現的霸權地位，而這原本是他們設計關稅政策所欲達成的願景。1890年的美國內部有著興起的各項產業，對外則有參與帝國主義活動，在美西戰爭之後更進一步與英國共謀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老羅斯福歸還的庚子賠款成立的清華大學，更是造就往後幾代的中國現代化人才。

即使是老羅斯福任內的美國能在美洲地區內施展「大棒外交」，但是仍無法僅憑自身的意願，便可操作國際政治，仍須與處於霸權末期的英國聯手。但是美國還與英國的關稅政策立場不同，延續南北戰爭前共和黨關稅保護的立場，並且成為全球性關稅壁壘的推手之一，使得大西洋兩岸和歐陸之間各國之間分別形成關稅壁壘，美國以美洲為自身的勢力範圍，歐洲國家則是大舉往亞非地區拓展殖民地。

川普與麥金萊同樣希望以關稅強軍

麥金萊推的的關稅政策，不只是保護正處於擴張階段的美國製造業，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美國聯邦政府需要稅收來源進行擴軍。由於當時尚無所得稅，關稅便成為主要的財政支柱，1897年麥金萊入主白宮後，甚至無視於關稅導致的經濟負面影響，反而簽署《丁利關稅法》（Dingley Tariff），將關稅再次提升到更高的水準。

川普在麥金萊身上看到的，恐怕也是希望能運用高額的關稅，進一步填補美國維持軍事實力與公共財所需，如同美國財政部所稱，高額的關稅將用於美國提供的公共財。麥金萊和老羅斯福在任內大規模整軍經武，並且讓各種產業的巨頭自由生長，奠定美國得以在兩次的世界大戰發揮前所未有的工業與軍事能力。現下的美國國力則是遠勝當年，美元的影響力與全球權力投射的能力更是史上僅有，若能運用關稅政策再次讓美國的產業再次偉大，自然也能解決美國近年來軍事科技研發與產能所遭遇的問題，並且持續保持軍事能力的創新與巨大的物質優勢。

川普在麥金萊身上看到的，恐怕也是希望能運用高額的關稅，進一步填補美國維持軍事實力與公共財所需。（維基百科）

全球化程度高於當時 影響更為迅速

1890年的《麥金萊關稅法》看似增加國庫收益，但是在卻加劇當時的經濟與地緣政治的動盪。19世紀末的美國經濟結構與今日大不相同，當年的美國尚處於快速工業化，以及大量移民帶動內需的階段，而今日的美國卻是高度服務業化，並且開始收斂移民政策，工業產品深度依靠全球供應鏈。1890年代的國際貿易體系遠不如今日複雜，大多數的出口商品仍在第一級產業，相互依賴程度較今日為低，因此美國彼時上調關稅的連鎖反應相對有限，但卻足以讓美國和當時歐洲主要國家陷入蕭條。

1890-1894年間，也就是麥金萊關稅全面生效的最初幾年，美國的人均GDP實際上下降了2%以上。換言之，關稅政策非但沒有在當時帶來繁榮，反而伴隨經濟困難加劇，顯示出其並非治本之策，伴隨麥金萊辭世之後，關稅造成的問題才在逐次的修法中解決。今日的美國更難與全球貿易網路脫鉤，所面臨的衝擊必然更甚於麥金萊時期，只有關稅是無法實現川普心目中的願景。

當時西方主要國家紛紛放下自由貿易路線，轉而採取關稅保護措施，高額的關稅政策並非是美國的孤立現象。麥金萊法案推出後造成加拿大農產品出口造成沉重打擊，在法案實施後的數年間，加拿大對美國的農產品出口減少了將近一半，但是對英國的農產品出口額增長四倍，英國與法國也對於殖民地的依賴也大為增加，增長帝國主義對各地殖民地的掠奪。

歐洲各國也同樣陷於惡性的關稅對抗，普法戰爭後結仇的德法兩國更是不遑多讓，但是德國對俄國同樣也課徵高額的農產品關稅，反而造成法國得以拉攏俄國結成協約。1879年德國的《保護性關稅法》對進口的工業品徵收 10-15% 關稅，農產品關稅高達 30%。法國則是於1881年對德國工業品徵收 25-40% 關稅，並提高穀物進口關稅至 50%。義大利受到法國採取高額關稅的衝擊，造成義大利南部更為貧窮，不只種下黑手黨流動到美洲大陸的惡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的義大利也因此加入同盟國。

當時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的對立因為關稅問題而顯著加劇，即使沒有兩次摩洛哥危機，或是奧匈帝國斐迪南大公遭暗殺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暴發也不過是時間的問題。今日川普同樣則是進一步運用關稅來畫分陣營，重現19世紀大國政治的手段，國際政治不僅僅以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解體為序曲，更是表現在大國之間的陣營對抗。

今日的川普即使成功的控制關稅，並且將稅收用於「讓美國再次偉大」，但是卻不可避免地面臨盟邦關係鬆動，以及各個國家的陣營集結，川普的關稅若沒有預期得到多數國家上門來談的目標，聯俄制中的理想不免將受到影響。更何況政策推出後造成美債崩跌，頓時讓川普上了一課，美國在全球化體系的利害關係是一把雙面刃，可以重創他者，也需要面臨反蝕。

所幸近日川普宣佈延遲九十天的對等關稅，但是不包括提出關稅報復的國家，其中包括中國，其他國家仍有可能透過談判減緩一次性的衝擊。麥金萊關稅政策的寶貴經驗恐怕並未在普的認知，並且忽略當前國際分工的現實不比當年簡單，美國與全球之間利益關係早已密不可分。

遏制中國與「讓美國再次強大」已不可分割

今日的國際環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相比，尚有美國建立的聯合國與一系列的國際制度，這是當年麥金萊手上所沒有的公共財。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對於自由貿易的認同，不只是各個自貿協議雨後春筍的出現，甚至表現在德法兩國得以放下歷史仇恨，逐步建立歐元區消彌戰爭的風險，大規模的貿易衝突和逞罰性貿易在西方國家之間已鮮少出現。

然而，川普對於中國會有強烈的關稅執念，不只是來自於中國的抵制與負面回應，中國近年來也是運用各種手段製造不公平的貿易環境。從「一帶一路」推動以來，中國已逐漸在部分「全球南方」地區運用貸款取得關鍵基礎設施與自然資源，近年來甚至「內需雙循環」的封閉市場體系。

中國創造的不公平的國際貿易環境，早在川普之前便已逐漸形成，川普的指控也非是無的放矢，中國對於民族工業的保護，以及人民幣匯率的控制，已是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的常態，一如其他西方國家早期工業發展的歷程。雖然歐美各國皆有享受到世界工廠產生的消費紅利，但是卻也程度不一的遭受智慧財產權的侵害，以及面臨不平等的准入機制。自由貿易的規則並未被全然遵守，而是被中國選擇性的使用，養冦為患的現實也確實需要提出解決方案，但是川普的猛藥卻未及謹慎的區分敵我。

若以關稅政策作為特定對象的規訓機制，在俄烏戰爭的經驗顯示差強人意的成效，中國還可以運用「全球南方」之間的社群關係，進一步操作美國的關稅政策是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的話語。全球未必會因為關稅而走向多個集團的分立，但是以中國為核心形成的南北對抗已是不可避免的發展。

另一方面，中國若是高舉開放市場的旗幟，或許會對部分歐洲國家產生誘因，馬斯克所提出的大西洋兩岸自由貿易區或許能避免讓中國突圍。一方面配合當前對中國的高額關稅，截斷國際資金的進入中國，同時建立美國與盟邦之間的關稅體系，或許將是更聰明且有效率的遏制策略。

對台灣而言，幾日的金融市場震盪已說明台灣和美國的關係，如何提出台灣的優勢。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在內的多個華府智庫指出，台灣企業大量向中國下訂船隻，成為中國海軍與造船產業發展的助力。未來應進一步與美國確認貿易安全政策的邊界，積極與美國協同作業，或許也是未來與美國溝通關稅議題的重要切入點。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